丁杨/摄影
白先勇
1937年生，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童年在桂林、重庆度过，后随父母迁居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成功大学水利系，此后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3年赴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旅居美国，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任教。
主要著述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散文集《蓦然回首》、《树犹如此》，长篇小说《孽子》。以制作人身份制作过舞台剧《游园惊梦》，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作品曾被译成英、法、德、意、希伯来、日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拥有众多读者。
采访手记
对白先勇来说，2004年5月2日意义非凡。那一晚，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盛况空前。此前的他，是无数读者心中《玉卿嫂》、《嫡仙记》、《孽子》等蜚声华语文坛的小说佳作的作者；此后的他，则同青春版《牡丹亭》甘苦与共，为内地、香港、台湾乃至美利坚的昆曲迷和昆曲盲献上一场接一场美不胜收的演出。迄今，已99场。
今年4月初，在“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百场庆演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再度见到白先勇，虽然他较三年前在桂林时略显消瘦，但只要一谈起这出戏，他就眼睛发亮，精神为之一振，有说不完的话。5月11日－13日，第100场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将在北京举行。3年，100场，如此数字即使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个娱乐偶像演唱会，也是不可思议，何况是古老的昆曲。
在北展宾馆的餐厅，白先勇一边吃东西一边跟记者聊天，他的时间安排太紧凑，稍后还要去北京师范大学跟学生座谈。听说对昆曲一窍不通的记者已看过两次青春版《牡丹亭》，他好奇地问：“怎么样？接连三天九个小时下来是不是意犹未尽？美啊。”他说的没错。
一遇“牡丹”系终生
白先勇与昆曲的缘分早在他幼时就结下了，小时候在上海跟着家人去美琪大戏院看梅兰芳、俞振飞的《游园惊梦》，台上才子佳人一唱三叹、水袖曼妙，台下的他为之目眩神迷，昆曲遂成为其痴迷一生的乐事。
二十多年来，他时时为昆曲、《牡丹亭》奔走呼吁。2003年2月，创排青春版《牡丹亭》，从前期策划、角色选择、经费筹措乃至舞美、音乐等，细枝末节他无不亲力亲为。何谓青春版？这个问题三年来不知被问过多少回。当大幕徐徐拉开，在精致的舞美、灯光、布景与古韵悠扬的现场民乐伴奏下，两位身着手绣素雅戏服历经千挑万选的年轻演员款款登场，唱念俱佳。答案就在于此。当然，白先勇在策划这个项目伊始也曾开宗明义――不管如何强调青春版，不管舞台、灯光、服装如何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观看需求，都不能喧宾夺主，昆曲仍旧是昆曲。事实上这出戏在排演和推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把传统艺术同现代元素有机结合。
之所以要策划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更多还是出于文化使命感：“昆曲的艺术高度是世界性的，在明清时代曾独霸中国舞台200年，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必须好好保护。21世纪，是时候重新发觉我们的文化精髓了。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也越来越强烈。”身为作家的他认为昆曲的文学性非常高，这也是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他多次提到，昆曲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这也是昆曲作为世界性艺术的又一佐证。“在我心中，世界性艺术的艺术成就、美学高度要超越时空局限、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全球范围内能够达到这样标准的艺术形式很有限，西方的芭蕾舞或许达到了，音乐和肢体动作已能让观众领会，歌剧也是如此，你可以听不懂唱词，但唱腔和旋律的美感足以打动观众。”他说，中国的传统艺术这些年来衰落得很厉害，像昆曲这样能够走出国门感染西方观众的就更少。
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加州长达一个月的巡演过程中，得到当地观众的认同，这多少有些出乎白先勇的预料：“我估计到美国人会喜欢，但没有想到那么狂热。”加州的伯克利那场演出吸引了很多戏剧、文学专家，他们目光敏锐，也不会说客气话，有位专门研究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激动地表示这是她看过的最伟大的戏剧，接着又加上一句，“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好的戏剧”。白先勇很看重他们对这出戏的评价，认为西方观众完全能够理解昆曲中蕴含的东方文化和谐之美，因为“其中的文化、情感内涵是人类共通的”。
这么多场巡演下来，白先勇不断品味着辛苦与快乐，他形容每场演出都像是一场战役，而他的梦想就是每一场都能满员，所幸青春版《牡丹亭》99场演出基本场场爆满，年轻观众特别多。他认为，一种传统艺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是不会有前途的，“青春版《牡丹亭》曾在内地和港台多所高校演出，来看演出的观众中大学生占了很大比例，有百分之七十的观众都没看过昆曲，这打破了青年观众不爱看传统戏曲的局面”。此外，这出戏的成功推广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年轻人对昆曲艺术的参与积极性，或多或少缓解昆曲的传承危机，进而培养出更多的青年演员。
三年巡演，有很多人和事令白先勇难忘。“台北首演很关键，是几年巡演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他似乎仍沉浸在那夜的成功中：“此前宣传力度很大，那天有众多昆曲迷及学者专家、作家演员等从全台湾甚至海外赶来，对演出的期望值非常高。演员们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场面，有些紧张，不过他们很快就进入戏中情境，表演很出色，好评如潮。”在苏州的演出是内地第一场，也很重要，两千多个座位满满的，大多数人也是未看过昆曲，他承认当时并无把握确保内地年轻人看足9小时，好在这种担忧很快就被现场反响打消，“苏州演出成功后，我就对中国内地的巡演心中有数了”。把百场演出放在北京，缘于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北京观众一向有看戏的传统，他也把在北京演出看做是很大的考验，“北京观众可不是好伺候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2004年在北京世纪剧院的演出以及此后两次在北大的演出很成功。
白先勇曾说过，最好的昆曲表演者在内地，最好的昆曲观众在台湾。他认为台湾观众对昆曲的喜好是持续的，不曾中断过，对昆曲的鉴赏能力比较高。这些年来内地优秀的昆曲演出团体几乎都去台湾演出过，很多在内地藉藉无名的昆曲演员，在台湾却拥趸多多。不过，亲历青春版《牡丹亭》在内地的巡演，他对内地昆曲观众的人数之庞大、热情之高、专业素养之强大颇为欣慰。
有人戏称白先勇为“世界昆曲义工”，他乐得接受：“义工，意味着心甘情愿的献身和不计酬劳，这两点我都具备（笑）。这几年搞青春版《牡丹亭》，搭上时间、精力且不说，仅是打长途电话，话费怕也不止一两万美金。”他说昆曲是值得自己如此付出的，他这几年做的也不仅是这一出戏，更深处的意义在于探索一个推广、传承传统文化的模式。“我的身后有喜欢昆曲，有志于传统文化推广的一群义工，我算是义工的工头（大笑）”。这位“工头”在几年时间的青春版《牡丹亭》实际运作中深切感受到，自己需要面对的，远远不止昆曲本身的问题，还有方方面面的困难和压力：“很多人认为青春版《牡丹亭》无非就是白先勇仗着名人效应带着一帮年轻人在搞，认为‘青春版’是我生造的概念，一个噱头。这样的看法是片面的，很遗憾直到现在昆曲界仍未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探讨一下这出戏为什么吸引那么多年轻人？为什么让那么多从未看过昆曲的观众为之着迷？”他觉得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再正常不过，“一出戏推出来，有批评很正常，我不能理解的是很多批评者还未看过戏就发言，这样未免不公平。我欢迎一切有道理的批评。99场演过来，一路演一路吸取各界的意见建议一路改，也曾发放过调查问卷，如果是有见地的意见，哪怕改一点，也是很大的进步”。
他认为，像昆曲这样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已经过无数人的千锤百炼，艺术上臻于完美，有其完整的美学体系，很难再进行大的改进。“哪怕一句唱词，一个身段，都已经恰到好处。昆曲的文本、唱腔的古典韵味是今天的创作者难以企及的，怎能跟汤显祖、孔尚任相比呢？”他打了个比方：“像《牡丹亭》中的‘姹紫嫣红开遍’，你要是用白话来说，‘啊呀，开了满园子的花’，那可就完蛋了，神韵顿失。”在他心中，昆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意和抒情相结合的巅峰，是与唐诗宋词一脉相承的，白话无法表现昆曲的深刻、婉约和缠绵。“昆曲，连保护都来不及呢，哪里还要大刀阔斧地所谓创新？当然，并不是不能创新，但是要在保护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不能伤筋动骨。你能想象将昆曲的水袖去掉，都穿新式服装来演吗？这是它的根本美学，不能丢弃。”说到这些，白先勇有些激动。
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在青春版《牡丹亭》中扮演杜丽娘、柳梦梅的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沈丰英和俞玖林在向昆曲名家张继青、汪世瑜拜师的时候，按照古礼正式叩拜，而这正是白先勇坚持的。“有了这么正式的仪式，老师和学生的心态都会产生变化，学生会觉得我把自己交给老师了，老师会觉得学生真的是我的入门弟子了，这样才会倾囊相授，学生以后也就代表着老师的艺术传承。”他觉得像昆曲这样对学习者各方面要求都很高的传统艺术，不能搞那种一个大班好多人的授课，只能一对一口传心授。
两岸辗转 东西游走
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母亲是典型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白先勇的童年适逢中国战乱频仍的年代，好在兄弟姐妹十个的大家庭中，彼此总有照应，也不觉寂寞。他不否认家世背景对他人生走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是一定会有的，毕竟从小看到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都是人物。家中也有好多书可读，还能时时去看戏。”他记得小时候家中形形色色的来客，之后这些记忆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小说中。
他印象中的父亲，虽为军人却可算儒将，颇爱诗书，对孩子们的教育很看重，却并不主观干预子女的人生抉择。高中毕业那年，他本可被保送到台湾大学，却突然萌发科技报国之念，跑去台湾成功大学学水利，想要学成之后去三峡从事水利建设，结果读了一年发现自己对这个领域既无兴趣又少天赋，于是瞒着父母退学重考，仍然考回到台湾大学，读外文系。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在成功大学水利系的成绩是系里第一名，所以父亲对他的这一选择也感到些许遗憾，不过最终还是表示对他的理解。
大学时代的白先勇是地道的文学青年，文思泉涌，写作热情又高，经夏济安先生点拨，处女作《金大奶奶》在当时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从此走上漫长又闪亮的文学之路。他曾在《蓦然回首》一文中提及这段往事，同时忆起自己的小说启蒙，“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这个厨子曾在军中服役，见多识广，通今博古满肚子故事，冬夜火盆里煨着几个红薯围在老央身边听他讲古，是白先勇至今不忘的美好瞬间。
从桂林到重庆，从南京到上海，直至后来的香港、台北，白先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不断辗转中度过的。谈到这些在他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城市，白先勇说：“这些城市当然不同，各有各的精彩。”他印象中的上海是个很洋派的地方，十里洋场，东西方在此交汇，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小时候在上海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那种新潮和繁华让他大开眼界，去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游逛的情景如今想来仍然兴奋。而桂林，则意味着他的根脉，是祖辈生活的地方，他至今能说一口纯正的桂林话，用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他是14岁从香港去台湾的，在台湾住了11年，“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台湾读的。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11年，贯穿我的少年、青年时代”，在台湾的日子，也是难得的一家人相处的时光。
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后游走在西方，后来留在美国任教……这样的经历使得白先勇在看待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总会有些超然与客观。“我喜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到了西方，接近人家的文化，了解人家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这样反而更能清晰地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比较也令我对中国文化更有自信。”他深有感慨地表示，通过逐步了解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观照自己的母文化，而了解西方文化的前提是先奠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
姹紫嫣红文学路
世上的事都是有所得必有所失，从开始策划排演青春版《牡丹亭》到现在，几年的时间里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滞，他有些无奈地说：“这几年只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毕竟文学是我的志业，而做昆曲义工更多是出于我的文化使命感。”
年逾古稀的他近来常常感觉疲惫，他说青春版《牡丹亭》的第100场演出结束后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他非常希望接下来能有合适人选来继续这项事业，自己好去安心写作。“毕竟青春版《牡丹亭》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愿意过分强调我个人的力量。那么多优秀的演员，顶尖的幕后班底，还有那么多有志于弘扬昆曲艺术的企业家，都为这出戏付出很多。”他还告诉记者，人们看到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么火爆，觉得这出戏的票房收入一定非常可观，剧组一定赚了很多钱，实际上，演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归主办方或者剧场的，苏州昆剧院只拿一些演出费而已。
记得2004年在桂林采访白先勇的时候，他就透露自己在写父亲白崇禧的传记，目前这个写作计划完成得怎么样了？“父亲的传记我已经写了很久了，中间因为要跟着青春版《牡丹亭》巡演，就没有更多时间来完成。为此我很着急，希望能够尽快把这部传记写完，这也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写作内容，另外我还有一些小说的写作计划，我早已在心里积聚了很多素材，酝酿了不少故事”。同以往的文学创作相比，他觉得写父亲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记毕竟是历史，需要大量的史料准备，“写自己父亲的传记，感觉尤其不同。一方面是写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和记忆，这部分完全有着我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我父亲的人生与民国史是分不开的，虽然他也给我讲过很多往事，讲了一些他经历的战役等等，但这还不够，我还是要借助很多史料和其他人的回忆录，这些是客观的”，他说写作这部传记的前期资料积累已经完成，不过也会边写边参考新发现的资料。
说起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台北人》系列总归是绕不过去的，《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等作品都已是公认的当代华语文学经典，《台北人》系列14部短篇小说里那些沉溺于往日风光而活在悲哀当下的“台北人”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成就了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其实，他的另一系列《纽约客》的写作更早，其中第一篇即是很多读者耳熟能详的《嫡仙记》，这个系列几乎是他写作时间跨度最大的作品，“《纽约客》已经全部写完，很快就要在台湾正式结集出版。”他终于有新书要带给读者了。
他说自己从小就阅读口味甚为驳杂，《三国演义》、《水浒传》是要看的，《红楼梦》、《金瓶梅》亦不曾错过，《儿女英雄传》、《蜀山剑侠传》也是他所爱，应该说明清小说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五四时期的小说他也读了不少，巴金、郁达夫和鲁迅的作品都有涉猎，不过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同五四文学的渊源并不深，反倒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啊陀斯妥耶夫斯基啊，都是了不起的大师，他们的很多作品我都非常喜欢，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深刻触及人的灵魂的杰作更是如此。”很多评论和读者都觉得白先勇小说的细腻、精致颇有张爱玲之风，他如何“看张”？“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她所处的时代，巴金、茅盾等五四之后的作家最活跃，可张爱玲的作品反而跟五四关系不大。现在看来，她其实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五四那批作家的作品反而是异数。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除了写小说，白先勇还在上世纪60年代同几个文学青年联手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3年出了51期，这本杂志对于台湾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北京春日午后的阳光里，他想起那段时光露出会心微笑：“那是很有意思的时代，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战后的一代成长起来，我们对父辈的价值观和文化、文学状态都有不同看法。我们满怀激情和理想主义，也受当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的现代主义是非常大胆、打破传统的，跟我们当时的心态很契合，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当时的台湾大学文风很盛，外文系更有已经成名的师兄余光中、叶维廉、刘绍铭等才俊，白先勇和同班的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等同道组成谈文论诗的“南北社”，凭着一腔书生意气，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畅叙文学、人生、天下大事，后来便创办了《现代文学》。当年杂志上那些青涩的名字，今天多已享誉华语文坛。白先勇回忆，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全凭满腔热情，一人身兼多职是家常便饭，又写稿子又约稿，又当校对又作发行，骑着自行车沿街去报摊发杂志……“虽然辛苦，但是现在想想那时的情景，我还是很怀念。当时台湾的经济还不发达，可我们却有那么好的精神状态。”
关于《现代文学》，白先勇想说的似乎很多，但又好像无从谈起。至停刊为止，这本由几个大学生发起的文学杂志累计刊登了两百多篇小说，推出70位作家，不算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在内，也有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李昂、黄春明、三毛等留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名字。
记者联想到近年内地热度颇高的怀念80年代的风潮，便问白先勇是否觉得内地的80年代同台湾的60年代有些相似？他说：“80年代我也刚刚来内地，觉得到处都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息，人们对思想和文化乃至文学都很热衷，文学青年很多，这一点跟台湾的60年代倒是满像的。”
百场之后 继续前行
这两年，除了忙于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早已从加州大学退休的白先勇更多的时间是在美国加州圣芭芭拉的家中，读读佛经，写写东西。他告诉记者，最近在读弘一法师的语录集。
因为血压有些高，医生叮嘱他不能太激动，“没办法，一聊起昆曲，一说到《牡丹亭》，我的兴致就上来了，哈哈。”他边笑边说：“我太希望把昆曲之美带给更多人看到了，特别是给更多西方人看到，这是我的最大心愿。”他认为中国的大学生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美育的培养，他说哪怕每个大学生只看一次昆曲，也会发现中国传统中竟然有这么美的东西。“《牡丹亭》这个戏，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美、情，美和情都是救赎的力量。中国现在渐渐疏远了传统美学，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更加需要这种美。而这种神话式的感情，是理想化的爱情，最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白先勇的作品从来不乏影视、戏剧缘，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嫡仙记》都曾搬上过银幕，《游园惊梦》也曾被改编成舞台剧，这些作品中，白先勇对张毅导演、杨惠珊主演的《玉卿嫂》情有独钟：“杨惠珊的《玉卿嫂》演得太好了，以至于有一次我在上海见到她，她跟我说，她演了一百多部电影，为什么人们只记得她演的那个玉卿嫂？”白先勇还对《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的同名电影念念不忘，“扮演金大班的姚纬，演的好得不得了”。忙里偷闲，爱看电影的他对于华语电影一直保持关注，记者问他是否觉得李安很适合拍他的作品，他表示认同：“李安是个很难得的导演，横跨东西方。不过，根据一部小说拍成电影，要改得好编得好演得好，并不容易。”
今年下半年，白先勇和青春版《牡丹亭》还将出现在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校园里，明年则要去英国，参加伦敦的“CHINANOW”演出，也许顺道再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就此开始欧洲巡演。记者问及是否把同为东方国度的韩国、日本纳入演出计划中，他说，日韩两国同为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亚洲国家，对青春版《牡丹亭》的理解应该要比西方观众更深切，“他们一定喜欢这出戏的”。不过他表示，日本的演出市场规矩很多，要提前两年就预定，还要争取到诸如NHK等大媒体加盟赞助才可以，“我会努力打开日本市场的，一定要去那里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