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打开王一方先生这本《医学人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时，本是怀着一种理性、严肃的阅读态度的。因为知道这本书是由许智宏等学者主编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的一种，也知道它关乎“医
在人文视野中体味医学
科学和人文的论争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现代社会，科学加速发展，“重证据”、“重实证”、“重数学”的科学思维范式占据了上风，“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的观念颇为流行，“人文精神”则有失落之虞――这种局面引起学者们焦虑和反思。针对这种困境，法兰克福学派试图从艺术中探询同主、客观统一截然相对的“非同一性”，后现代学者则张扬以冲动、刺激、想像力为鲜明标记的“非理性”――各派学者都纷纷用“人文”拯救被矫枉过正的“科学”，特别强调“人文”和“科学”之对立。
本书作者的思路远比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深远得多。按作者的说法，“医学”首先是“人学”，因为它和人自身息息相关；同时，“医学”必然遵循物理学、生物学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科学的。作者的态度，始终是在“人学”和“科学”的两极之间自由滑动，贯穿这两极，正是他探讨一切问题的基点。
这样“滑动”着进行讨论，目的不在于为“医学”寻找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中点，从而让“医学”处在一种平均主义的位置；也不在于找出一个“黄金分割点”，让医学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寻到一个完美比例。我想，这样数学性的精确并不是作者想要的。在作者那里，“医学”始终是无法被准确定性的，“科学”和“人文”永远是“医学”内部的两大构成，时而此消彼长，时而共生共荣。为此，作者用一系列比喻描述二者微妙的关系。
其一是“混账说”，意在清算“医学”定性的“账”。医学一头拉着生物学意义的还原论，一头又扯着涵盖心理、社会、人文的非躯体领域，从而无法清晰归类，无法精确入“账”。
其二是“颜色说”。在赋予医学“颜色”的象征含义时，作者仍然是在“科学”和“人文”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比如“绿色”，它在“科学”的维度上意味着“自然主义”，因为早期的药物大多数都来自生鲜草木；在“人文”的维度上则意味着来自“人”自身的蓬勃的生命力和摆脱束缚、追求本性的人文主义诉求。再比如“白色”，在“科学”的维度上，它有一种否定倾向，是对如今医学中愈演愈烈的技术主义体现出的肃杀、冷漠和消费主义体现出的急功近利持批判态度；而在“人文”的维度上，则是赞扬和崇敬，是向医学精神的纯洁、纯粹致敬。
还有“外衣\(内衣说”。在最近的100年里，医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时而高举“全盘西化”的大旗，时而又用传统的中医方法补西医的“漏”和“陋”。然而这些统统被作者归入“外衣”，也就是说它们统统是技术层面的内容――我国的医学始终缺了“内衣”。这内衣是什么？是“终极关怀”，是“宗教情怀”，是“一份对人类生命的无限虔诚与热爱”。
最后，作者仍然用比喻勾画出它心目中现代医学的宏伟蓝图和终极理想。一个是“艺术化的医学”，一个是“博物化的医学”。前者意在超越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保存艺术中关注“人心”自身的温情和温度，也保护好类似于艺术世界中对审美对象的距离感和暧昧的、不可言说的情愫，这种情愫来自对不可知的承认，因此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游离的美好氛围。“博物化的医学”则更强调视野的扩大和价值观的转向。
“伟哥”的复杂意蕴
作者还在书中举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来作进一步阐释。其中《魅力无穷的“伟哥”》一篇最令人拍案叫绝，它举重若轻地为“医学”、“科学”与“人文”三者的关系画了一张示意图。
“伟哥”的诞生，首先带动了人类的生理狂欢。阳痿的躯体在药物作用下终于可以重新体会人生而为人的纯生理乐趣和纯生理权利。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作用永远不会是纯生理的，肉体先于精神，精神紧随其后。因此，“伟哥”真正的狂欢意义在于它让广大有难言之隐的男性摆脱了“精神阳痿”，重拾各方面的自信和活力，还让无数分崩离析的夫妻情意复燃，无数几乎解体的家庭焕发生机。所以，伟哥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对男性生理疾病的疗效似乎尚在其次。
作者称它为“奇迹”，但并没有忽视它的弊病。从纯科学的、纯生理学的角度说，“伟哥”的弊病之一是它的药物副作用：“在美国，已经发现因服用‘伟哥’而导致心脏性猝死的病例……超过100例。”如果从科学和人文的二维角度看，“伟哥”的弊病就更深。人类的一切生理行为，都不会是纯生理的，性爱行为尤其如此。它有着深远的心理学、社会学内涵。即使从最简单的层面说，它也应是双方灵与肉的琴瑟合鸣。然而，“伟哥”在赐予男性强有力的性能力的同时，让性爱一点一点变成了一场“生理秀”，没了生机和情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机械化、技术化、竞技性的铿铿作响的动能。作者如是说：“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男人都在夜10点服用高效的‘伟哥’药丸，集体回复到十八青春，随即像运动员一样强壮，去完成一套高难度的性爱竞技，将是一件多么乏味的生活景象。”
医学同科学、人文的关系昭然若揭了：任何医学成果，都会在“有效”的同时，生出“有害”的一面；并且始终是在两个维度上生发的，即生理的和心理的，科学意义上的和人文意义上的。与此同时，医学成果总是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用“技术”超越“人伦”的极端冒进。
除了“示意图”，作者还为解决医患关系难题找到了一个“着力点”。作者用《妞妞之死与医学的人性温度》这一讲充分展现出当今医患关系的恶劣――医生“关怀”的缺失和患者“权利”的丧失。同时，他分析了这种现状的幕后“黑手”：技术崇拜（过度信任医疗器械和数据）、过度干预（不承认医学的“不可知”领域）和消费主义（向利益看齐）。当然，作者绝不是盲目的悲观主义者，他以“萨斯”为例，看到了在非常时期里闪闪发光的医患关系，看到了无数纯洁高尚的医护工作者。这无疑是希望之所在。
文学与医学：地图与解剖图
曾有一位学者说，文学对于人的意义相当于一张地图。当我们还没完全进入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这张地图，从而了解到生活的大致情景，诸如山川、河流的所在，平坦、陡峭的分布。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进入到生活的内里，需要的便不再是了解大概，而是探究细节。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文学，而需要哲学。
当我读到最后一讲作者以文学为话题时，不禁感到“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同样如此。人们对病痛甚至死亡的文学阐释是一张“地图”，让我们在制高点上鸟瞰；医学阐释则是一张“解剖图”，让我们条分缕析。
对于我这样的文学系学生来说，对病痛和死亡的最初认识完全来自文学作品。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史铁生，是我一度十分钟爱的作家。他向我展现了被病痛撕裂开的血淋淋的残酷人生，以及他在苦苦挣扎中总结出的一套人生哲学。但当我接触到真正撕心裂肺的病痛和死亡时，我觉得它们已经不够有说服力了。我此时想了解的是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对疾病的精确阐释，以及它们为人类抵抗疾病、推延死亡提供的出路。
反之亦成立。对于医科的学生来说，疾病和死亡就是他们课本上的一切数据和图解。这样僵硬的“解剖图”让他们非常精准，却很难产生文学作品中涤荡心胸的“关怀”和“关照”。
也许，认识疾病和医学，“地图”和“解剖图”都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