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绿蒂
对中国读者来说,皮埃尔・绿蒂（Pierr eLoti,1850-1923）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法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一个重要作家，早在上世纪20年
皮埃尔・绿蒂其人其作
绿蒂（朱利安・韦奥），出生在法国西部海滨城市罗舍福尔（Rochefort）的一个基督教徒的大家庭里，从小就酷爱大海，梦想当个水手，周游列国。后来他果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飘洋过海，长达40年之久。他走遍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土耳其、塞内加尔、大洋洲、巴基斯坦、波斯、埃及、印度、中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海上阅历和异域的奇风异俗，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1879年他以《阿姬亚黛》(Aziyadé)这部异国情调的处女作而一鸣惊人，从此便步入文坛。绿蒂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绿蒂的婚姻》（1880）、《一个非洲骑兵的故事》（1881）、《我的兄弟伊弗》（1883）、《冰岛渔夫》（1889）、《菊子夫人》（1887）、《拉默河》（1897）等小说和《耶路撒冷》（1895）、《走向伊斯法罕》（1904）、《吴哥的进香者》（1911）、《在北京最后的日子》（1902）等散文和游记，1904年他和女作家朱笛特・戈蒂耶合作写出中国题材的剧作《天之女》。这些作品被评论界誉为给“法国小说添了一种新的空气，在法国散文里输入了一种新的音乐”。1892年他以多数票击败了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竞争，被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法国“40位不朽者”之一。
绿蒂作为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代的法国作家，既是这一时期方兴未艾的西方殖民文学、异国主义文学主要写手，又是世纪之交中西关系由对抗而走向对话的转捩期的亲历者、见证人，因而引起中国读者、学者的关注。他的这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正是体现着绿蒂这双重身份的典型文本。绿蒂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曾以法国海军上校身份，两次应召出征入侵北京，一次是1900年9月底至11月初，另一次是1901年4、5月间。两次远征北京，使之一睹西方列强血洗“衰老帝国”和“帝都”的现场，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私人日记》（Journal Intime）和据此写就发表的纪游《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derniers joursde Pékin）――这便是这位海军军官兼作家的法国“游客”留给世人的一部西方殖民文学的经典文本。上世纪30年代，我留法回国的诗人李金发曾将之译成汉语，发表于《前锋月刊》1卷2期至6期（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据查，李金发的著译中，曾有一本现代书局出版的《北京最后的勾留》，久已失传。中国读者现在能读到的，是上海书店和山东友谊出版社两种不同的中文译本。
奉命远征北京
1900年秋，绿蒂（朱利安・韦奥上校）奉命远征北京，“闯入”中国时，义和团运动刚刚惨遭八国联军的镇压，义士们挥洒在中国大地上的热血还未干涸。绿蒂的“造访”，显然是代表“武装到牙齿”的欧洲，对“衰老而黑暗的中国”武装入侵的组成部分，在世纪之交东西文化大对抗中，他的角色：既是侵略者，又是见证者。目睹被列强洗劫的中国无处不在的死尸、废墟，面临着“衰老的古国”与欧洲强权相抗相搏后的“衰败”、“垂死”的景象，这对“痴情于东方、迷恋异国情调”的作家绿蒂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震撼”。他以海军军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品尝、咀嚼其中的“滋味”，在滞留北京的日记里，真实地记下了昨日辉煌的东方古国，如何在当代列强的劫掠下走向“破败”、“衰亡”的历史场景。这就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形象，体现着他作为“文人”和“武夫”的双重情感：作为远征中国的海军军官，他以冷然甚至轻蔑的情感，提供了一幅灰暗的大清帝国任西方列强宰割、屠戮的真实图画――这是一个临终的帝国形象；作为迷恋异国情调的西方作家，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了古老的东方文明走向衰亡的历史图景，呈现的是衰朽崩溃的帝国文化景观，他为中国逝去的文明唱了一曲凄婉而灰色的挽歌。读绿蒂这部北京日记，重温这令人愤然、扼腕而令人自省的历史一幕，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和现实警世性意义。
从我们中国读者来看，绿蒂写中国，最有价值的是，他相当真实、相当客观地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饱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悲剧命运，身为入侵中国的法国海军军官，他有机会充当了近代中国最屈辱最黑暗时期的西方见证人，见证了腐败的清王朝倒塌崩溃的历史一幕。我们读《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会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饱经创伤的旧中国的古战场，看到了八国联军的铁蹄怎样粗暴地践踏着中国的河山；看到了苦难的中国人怎样在战乱的重压和驱策下，在入侵大兵的嬉笑中，扶老携幼，逃离自己的家园；看到了中国的万里江山经历了怎样无情的肆掠，无辜的人民遭到联军怎样无端的凌辱和屠戮：不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尸骨遍地，吞噬尸体的狗、乌鸦，随处可见，目不忍睹；断垣残壁、腥风血雨的北京，更像一个屠宰场，一座坟场，昔日金碧辉煌的都城和皇宫，遭到了“西方文明”怎样野蛮的洗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清廷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嘴脸，听到了入侵者胜利的狞笑，当然，也听到了“拳匪”――抵抗者愤怒的吼声；征服者在华土的废墟上，豪饮取乐、弹冠相庆，劫后幸存者在血雨腥风的角落呜咽、低泣……构成了外国人写中国不可多得的历史景观。绿蒂以军人的冷酷和作家的敏锐，再现了近代中国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一幕。作为见证者他为中外关系史册添上了难得的一页；作为入侵者，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入侵者辩护的内心独白。
绿蒂写中国
在西方读者看来，绿蒂写中国，最具情趣的，莫过于他的异国主义和东方情调。这种异国主义、异国情调产生于异国文化及异域体验的好奇和渴望――它是激发作家内在的创造力量。越是陌生越是好奇，越能激发作家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肩负军事要职的作家绿蒂，在战火纷飞、尸骨遍野的异乡异土（中国），仍难以抑制住对异乡风物的好奇和吸引，用他那支如椽的笔写下了他对陌生的中国文化的体验和渴望，使我们在他这部充满血腥气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不时地读到洋溢着异国主义、异国情调的优美文字，而这些异风异俗的展陈和描写，正是吸引西方读者的内在根由。一百多年来，西方读者宛如置身于当年一位熟悉中国的导游带领下，他向人们解说，远在东方的古都北京，皇帝祭祀的天坛是怎样的？中国历代皇墓在哪儿？紫金城、金水桥、荷花池是什么？作为闯入中国皇宫的第一批西方人，他熟悉这儿的深宫大院、古柏、小径、亭台、廊阁，他向人们叙述他当年蛰居在这儿的所思所感所见，宫内的画梁雕栋、妃院的绣袍奇珍、厅堂的画卷长轴、闺房的珍稀陈设……向读者一一指点，为行将灭亡的大清帝国和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唱了一曲挽歌。也许这便是《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部异国主义文学的价值所在。
绿蒂在废墟上猎取异国情调的倾向，是构筑在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的，他的审美追求，突出表现为对陌生、衰亡文明的吸引和依恋，对异国文化的物件的崇拜和好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双重身份的远征入侵者兼作家的绿蒂，在西方列强的疯狂掳掠中和血腥的罪恶中，仍能兴致盎然地展陈、欣赏大清帝国这些被洗劫的陈迹和遗物，在异域的寂寞和孤独中来玩味和品尝这些陈迹、这些遗物所内涵的东方情调，在孤身飘泊的怅惘和茫然中体验和咀嚼异国风味。他不仅在其作品中充分抒发了他的异国主义情怀，而且还在故乡罗舍福尔的沙龙里创立了一种异国主义的礼拜式。他用从北京掠夺来的文物装点晚会，渲染异国气氛，使他的文坛好友叹为观止。他在晚会上身着皇袍，头戴礼饰，端坐在龙椅上，扮演中国皇帝。龙椅是异国皇城和衰亡文明的缩影和象征，它有助于人们对充满繁文缛节、饕餮成风和纸醉金迷的皇宫生活的想象。“绿蒂聚会”（Loti-Tr鄄effen）曾被用诗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在西方被反复的援用，绿蒂的作品有助于西人对遥远陌生的东方文明的想象和认识，它不仅符合当时那些足不出户的巴黎读者的胃口，而且也一直受到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读者的青睐。这就是《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至今一直为西方读者广泛阅读的原因。
绿蒂来中国、写中国是在20世纪初中欧文化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交织着西方列强与腐朽的大清帝国、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清王朝和义和团及清王朝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矛盾和斗争。绿蒂作为这些矛盾的见证人，作为中西文化对峙的参与者，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不时地流露着列强优胜，始终流露着对中国人的轻视，甚至颠倒黑白，为西方入侵行径辩护，但总体上，比较客观，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古老衰弱的清帝国在国内外尖锐斗争中风雨飘摇的历史场景，这就使他的这部作品富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他的作品也具有返观我们“自身”、认识昨天的意义。作为近代法国文学的异国情调的杰出表现者，他所描写的独特的中国景观，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方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他在中西冲突中吁求和解，在暴力中寻求民族亲善，在仇杀中寻找友谊的“绿蒂式”的异国主义文学情结和“亲和性”，是作家的理想表现。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的异国主义存在于“自我”“他者”相互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之中，说到底，它是表现自我，反映自我的文学追求。不反映自我，也就没有异国情调，没有对“自我”进行美化的深切愿望，也就没有描写“他者”，美化“他者”的渴望。绿蒂写中国，出于对东方文明的好尚和迷恋，但对中国并不了解，他缺少谢阁兰（Victor Segalen）认识中国、描写中国的深度，也缺少和中国平等交流的态度。绿蒂在横遭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废墟上猎取异国情调，颂扬东方文明，创立亲善气氛，实际上是美化自我，炫耀西方文明，骨子里表现的是欧洲文化优人一等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说，绿蒂的异国主义文学只不过是自我对他者的智性占领，这位拿枪的军人和作家，在其《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力图要做的，只不过是把东方世界和中国文明纳入他自身的审美范畴中。他在这里所描写的异国主义文化行为中凸显出的“亲和性”，也只不过是离我们远去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