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八云一家;
日本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孤立的岛国，历史上长期很少与外界接触和联系。虽然随着1542年葡萄牙人的入侵，使欧洲的文化，主要是科学技术缓慢浸入，但是1603年开始的德川时代的幕府统治者认为外国思想是对日本政治稳定局面的一大威胁，从30年代起，三次颁布排外法令，不但不准基督教传播，还禁止国民出国旅行和从国外返回。所以，日本在欧洲人的心中一直都是一个谜。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长期的锁国政策引起人们，特别是新兴商人阶级的不满，且这时的幕府也已经无力将欧洲商人拒之国门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
最初是1876年，首次在巴黎万国博览会（Paris’s Exposition Universelle）上展出的日本艺术，它那既具本土风格、又带外来写实主义色彩的浮世绘（ukiyo-e）风俗画，着实使欧洲人眼睛一亮。随后，一次在伦敦举办的日本展览会，让英国作曲家亚瑟・沙利文（Sir Arthur Sullivan）获得灵感，于1885年创作出由威廉・S・吉尔伯特（William Schwenk Gilbert）作词的轻歌剧《日本天皇》（The Mikado）；接着还有英国作曲家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1861-1946）的《艺妓》（The Geisha，1894）和《东洋君》（SanToy,1899）。不过那些年里西方人心目中最流行的有关日本的意象，则来自于以彼埃尔・洛蒂（Pierre Loti）为笔名的法国作家路易・玛丽・朱利安・维奥（1850-1923）1887年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只是所有这些有关日本的描述，多有不实之处。甚至是洛蒂，拉夫卡迪奥・赫恩虽然也称赞“他对日本的描述比别的任何现存作家所曾经写过的这类作品要无比地精细真实得多”，但同时指出，由于“他在日本只待了几个星期，限于只能写他看到的东西，除开他亲眼所见外，对日本一无所知。”（孟修译）
拉夫卡迪奥・赫恩的批评是中肯的，实际上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做出这样的批评，因为他就是小泉八云，多年来，没有人比他对日本更了解了。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生于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中的圣毛拉岛（Santa Maura），父亲是驻扎希腊的英国军队中的一个爱尔兰血统少校军医，母亲是一个以美貌闻名的希腊女子。拉夫卡迪奥（Lafcadio）是她母亲为他取的名字，这是毛拉岛的古名Leudakia的变体，一个跟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Sappho）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拉夫卡迪奥在希腊待了两年即去往爱尔兰，不久，父亲与母亲解除婚约，母亲回希腊，父亲很快再婚去印度。这是他最后一次与他或她的相见，留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由伯父抚养。
赫恩少年时代所受的正规教育只有一年的法国天主教学校和四年的英国圣库恩伯特中学（Saint Cuthbert’s）。在这所中学，一次在野地里玩时，左眼受伤失明，致使右眼外突。这年他16岁。毁容的痛苦使他一辈子性格变得羞涩。17岁时，伯父破产，使他被迫缀学，只好给他路费去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寻找远亲，从这时起，赫恩便开始自己独立走向世界。
经过数年的努力奔波，赫恩成为一名报纸的记者；随后于1877年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待了下来，撰写系列文章；随后翻译或改写法国小说，主要是泰奥菲尔・戈蒂埃、居伊・德・莫泊桑、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彼埃尔・洛蒂的作品。同时自己也写作小说和收集当地的民间传说。
1887年，哈恩为哈泼出版公司（Harper Publishing Co.）所雇用，被委派去西印度群岛，1889又被派往日本，从此开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赫恩于1890年春来到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横滨，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巴西尔・霍尔・张伯伦（BasilHallChamberlain）和多位教育部官员成为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他于这年夏天接受本州西南部岛根县首府松江（Matsue，当时的名字叫“出云”）县立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聘请，去那里担任英语教师。在这里，他有幸认识了总督；同年12月与当地的一位出身于“侍”（samurai）阶级武士家庭、任英语教师的小泉节子（SetsuKoizumi）结婚。在出云待了15个月后，赫恩转至九州（Kyushu）中部的熊本（Kumamoto）第五高级中学任教，在那里过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两卷本著作《陌生日本的一瞥》（Glimpses of UnfamiliarJ apan）。1894年10月，他获得了本州首都神户（Kobe）的一家英语报纸《纪闻》（Chronicle）的记者身份；1895年，赫恩加入日本籍，借妻子的姓取名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第二年，得张伯伦的帮助，他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直至1904年转入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同年9月26,因心衰竭病逝。
赫恩刚到日本之后没有几天，巴西尔・张伯伦教授就对他说，“不要忘记即刻把你的第一印象纪录下来。它们是很快便会消逝的，过后就再也不会重新呈现。不论你在这里可能获得怎样的奇特的感觉，你都会感到，这第一印象是最迷人的。”
张伯伦的话给赫恩很大的启发，此后他便将自己在日本各地走动时所获得的零星印象和感觉，尽可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并及时寄往国内，向西方读者报道和介绍日本。
1857年创办的文学与评论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是美国最老、最权威的评论刊物之一，拥有杰出的编辑和写作阵容，大作家爱默生、朗费罗等都是它的作者。从去西印度群岛开始，赫恩就给这家杂志写过包括三篇长篇系列报道《一次去西印度的仲夏之旅》在内的四篇文章。随后1889年到日本后，赫恩当年就先后在刊物的7月、11月、12月号上发表了《搬运工》（Les Porteuses）、《大海湾》（At GrandeAnse）和《一个鬼魂》（AGhost）等三篇文章，其中的《大海湾》长达十三页。此后，他陆续为该刊写了《日本的花圃》、《最古的日本神龛》、《一位舞女》、《日本人的微笑》、《诸神的黄昏》、《日本的民谣》、《日本文明中的天才人物》、《永恒的女性》、《京都之旅》、《出云之旅笔记》、《日本艺术面面观》等数十篇文章。
从小泉八云的生平和这些不完全的篇目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日本化了的西方人，一个倾心于日本文化的作家和学者。这种倾心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他对这个国家的情感，一种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即刻就使他产生、随后越来越强烈的真诚的感情。在1890年给他深情的女友伊丽莎白・比思兰（Elizabeth Bisland）的信中，赫恩写道：“我觉得难以言传地受日本的吸引。……在日本自然是（被）驯化的，它爱恋人，它为他用朴素的灰加蓝的色彩把自己打扮得像日本女子一样美。树木似乎都知道人们是怎么说它们的――它们好像具有人的小巧玲珑的灵魂。”并不只是大自然，赫恩声言，“我在日本喜爱的是整个日本人民，这个国家里贫穷质朴的大多数人。……我喜爱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房屋，他们的迷信，他们的过失……”（孟修译）总之，他爱日本的整体文化。
不只是简单的喜爱。小泉八云还花很多时间来研究，研究日本民族的传统和国民性，研究他们的文学、艺术、宗教、神话甚至迷信，写出大量的著作，除将零星篇杂收集成册的《陌生日本的一瞥》，最著名的专著包括《日本：一种解释的尝试》（Japan： An Attemptat Interpretation，1904）以及《异国情调与回顾》（Exoticsand Retrospective，1898）、《在神鬼出没的日本》（In Ghostly Japan，1899）、《阴影》（Shadowings，1900）、《日本杂记》（A Japanese Miscellany，1901）等。小泉八云在日本的实践和他的作品使他被誉为美国他那一代研究日本文化的最有影响的权威，和美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罗伯特・斯蒂文森风格的散文大师。
小泉八云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很大。
小泉八云作品之一
早在1923年，出版界前辈胡愈之先生在《东方杂志》上曾发表文章，说西方人真想了解东方，第一必须具有客观的无利害的态度，第二必须具有抒情诗人的同情的心；不然，单从物质方面去追求，是不能捉住东方人的心的。他强调指出，可以肯定，历来到过东方的许多西洋观察家中，真正能和东方达到“神契灵化”的，只有拉夫卡迪沃・赫恩，“他是对于西方的‘东方的解释者’，他是从情绪方面解释东方，而不是单从物质方面解释的。所以到了后来，连他自己也东方化，变成了一个慈祥文秀的小泉八云了。”鲁迅在1928年12月23日为自己所编的《奔流》杂志发表小泉八云的文章在“编校后记”中写道：“小泉八云在中国已经很有些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的确，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量的小泉八云的作品的译介和发行，表明国人对这位日本化了的西方人的热情。1929年，他的《西洋文艺论集》（韩侍桁译）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两年后，即1930年，上海的北新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他的《文艺谭》（石民译注）和《日本与日本人》（胡山源译）；随后，他的《文艺十讲》（杨开渠译）、《文学讲义》（惟夫译）、《英国文学研究》（孙席珍译）、《文学的畸人》（侍桁译）、《心》（杨维诠译）等作品，也相继于1931年至1935年间出版。还有此前发表在《语丝》、《奔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的零星单篇不算在内。当然，最热衷这位作家的是周作人。
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周作人从所购置到的日文著作中，就注意到小泉八云的名字，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1916年，他第一次在一篇杂感中提到这位作家。以后，他在他所擅长的多篇随笔中引用他的作品，来帮助说明自己的观点，以致近年还有人以他们两人的私思想作为研究的题目，如一位学者在《大连民族学苑学报》和《贵州民族学苑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之比较》和《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宗教观之比较》。
应该说明的是，直到1904的《日本：一种解释的尝试》，在小泉八云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日本过于理想化的观点。当然，考虑到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有这样的片面性也难以避免。不过尽管如此，拉夫卡迪沃・赫恩的作品作为西方人透视日本的一面变形不多的镜子，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