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徐徐上升，似乎要一直到顶，然而终于在12层停了下来。
踏进门，厅不大，最触目的反而是临街的窗，因为正是落日时分，光线似乎更强烈。八月天气，窗还关着。对面好像还没有这样高的楼。立刻便想到了
窗下就是马路。大汽车、小汽车，接连不断。附近有两个公共汽车站，隔不一会儿，就听见售票员报站：“俱乐部到了，请先下后上。”“胡敏！胡敏！”“牛牛，牛牛，牛牛……”不远有一个内燃机厂，一架不知是什么机器，昼夜不停地一个劲儿哼哼。
这便是一个大作家的居所。但他浑无所觉，那时还在念大学中文系，十个人一间宿舍，晚上借一台应急灯抄稿子，还体会不到居家的难处，和环境对一个写作者的压抑。
小小的三居室。老头儿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眨巴着眼睛。话很少，因为是生客。茶泡好，碧螺春，香得紧。墙上一幅没骨荷花，他之前没看过老头儿的原作，但此刻拘谨，手心微微出汗，也不敢多看。
他算是资格（四川话，地道）的“汪迷”。初中，插班，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在学校午饭。炊事员只做两个人的饭，他的，自己的。放了一本《晚饭花集》在桌肚里，每日午饭后读，读了一个学期。多少遍了？静静的庭院只有他一个人，他喜欢看李小龙的晚饭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
他从小读当代作品，《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花城》、《当代》……没有看过这样的小说，“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后来听爷爷说，老头儿是他家的亲戚。是的，他籍贯是江苏高邮，小时候还因为学生证上如此注明，买不到四川境内的半价火车票。“他是我的表弟，小名叫和尚。”爷爷漫不经心地说，“他的生母姓杨，是我的堂姑。”
本来热情洋溢地向所有人推荐老头儿的他，此后反而添了几分迟疑。“还不是因为是你拐弯抹角的亲戚！”朋友们已经这样讪笑。
即如此刻，也不过与父亲一道，以远房亲戚的身份登门拜访。他也有过面对不相识远亲的经验，找不到任何话说，只管木然地坐着，间或问一两句近况，不咸不淡地完成一次礼仪性会面。
好在尚有老头儿的小说可谈。
高中时，他将漓江版的《汪曾祺自选集》读得滚瓜烂熟。一个问题久已横亘心中，便不顾自己只是“亲戚小孩儿”的身份，冒昧地发问了：
“《骑兵列传》和《王四海的黄昏》，《自选集》为什么没选？”
老头儿微微有些吃惊，想了想说：“那里面虚构的成分太多。”
真的吗？《骑兵列传》是老头儿1974年访问的“追记”，王四海这个江湖艺人，明显也是老头儿记忆中的人物。“虚构”从何说起？现在他仍不很明白。当时，根本不敢追问，反而在心里自作聪明地下了个注解：
“看来，写任何一个人，汪曾祺都牢牢遵从老师沈从文的教诲：‘要贴着人物写’。”
是这样吗？不能起老头儿于地下，随听者瞎解吧。
接着提到了《沙家浜》，老头儿脸上顿时有了些灰暗，低声说：“写得很辛苦。”
小孩儿插话的机会也就这么多。临走时，他拿出新买的《汪曾祺文集・小说集上》，要老头儿“题一句您写小说最深的心得”。老头儿想了半分钟，起身去了里屋。出来时，字已经写好了，还加盖了印章。词曰：
“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
粉丝与偶像的初见，也就是这样了。但他内心异常兴奋，归途中细细咀嚼老头儿的每句话，一时间许多感慨，一直想到周作人与沈从文―――从几句话能生发出许多感慨，大约是年轻人的通性，理解这点，就能理解为何余秋雨会受大学生欢迎。
他回了广东，父亲留在北大作访问学者，后来又采访了老头儿好几次，整理成文字发表。他听了录音，照例，不能发表的部分更好玩。老头儿在录音里说，他是一条活鱼，不能被分成几段研究。老头儿大学不能毕业，头一年是体育不及格，二一年，是因为裤子上有洞，不好意思去美国部队里帮一段儿忙，可当时这差使相当于如今的英语四级，于是“NOPASS”。这时他已经入了媒体，采访编辑之余，不遗余力地推荐老头儿，《岭南文化时报》、《黄金时代》、《羊城晚报》……他希望一切人都能读读老头儿，他相信只要读过的人，都会喜欢的。
再访北京，已是两年后。那一年老头儿76了，他才23岁。
老头儿已经搬去了虎坊桥，儿子的房子。老太太说：“老汪干了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作协倒是说要分房，在石景山，看得见火葬场的地方。“不去！我还想多活几年！”老头儿忿忿。
这次见面，老头儿明显气色差了，听说大病了一场。脸发黑，时有倦容。老太太也不大好，两年前能迎下楼来，如今跌了一跤，只好坐着不动。
上次会面后，他曾有文章记老头儿印象：
有文章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我悄悄地观察了一阵，果然不错，他眼里时时闪现的光芒，总让人想起一个字：精。而且我还发现了一点奇事：汪老在仰头、低头、侧头的时候，从不同角度看去，模样都截然不同！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
这段文字后来被林斤澜等人引用，可见观察还算到位。然而二次会面，类似的神采便少见。上次，老头儿说：“现在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今天写点儿什么呢？”近来却写得少了。
他有些心疼，想告辞。然而两位老人都很高兴，约次日晚上去吃饭。
老头儿大概已做不动饭了，由保姆代劳。儿子汪朗、孙女汪卉都在。后来有一本父子合出的食书，才知汪朗对于吃道亦是行家，失敬。汪卉时不时逗老头儿、老太太玩儿，全无尊卑长幼的姿态，看着让人高兴。
老头儿的酒量可没减，酒瓶照例不开盖，戳个洞就往外倒，反正两天就见底。酒过三巡，老头儿又讲了那个著名的故事：
“西南联大时昆明翠湖边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图书馆墙上挂了一个钟。这钟是不走的。他每天上班，把钟格勒勒，拨到八点钟，上班；他想下班了，格勒勒，把钟拨到十二点，下班！”
上次老头儿也讲过这故事，真的喜欢哩，说：“这样的生活才叫写意。”
转过年，他听说老头儿去了一趟宜宾。他爷爷跟老头儿会了面，老哥俩儿有小六十年没见了吧？
会面澄清了几桩历史冤案。老头儿以惊人准确著称的记忆力向他爷爷指出，他是爷爷的表哥，而非表弟。另外，老头儿的小名也不叫“和尚”，爷爷的小名才叫和尚，老头儿叫“黑和尚”。
他在电话里听到这些辨正，笑得直打跌。其时他正在准备考研，会面中提及此事，老头儿相当不以为然：“搞文学不用念什么研究生，我就是大学肄业。”
又两年后，老头儿已经去世。一位大学时的老教授来北京，是他研究生导师的研究生导师。老教授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出身，比老头儿高一级，后来读了研，导师大约是朱自清。老教授托他打听张兆和的居处，想去看看师母。老教授说：我当年和汪曾祺他们玩不到一块儿，一天到晚也不读书，疯疯癫癫搞创作。
老头儿曾在录音里说，系主任朱自清不同意沈从文让老头儿留校的请求，原因主要是老头儿不上朱先生的课，也不交作业。
又两年后，他回了一趟高邮。乡亲给老头儿建了文学纪念馆，言谈间大有奉其为秦少游后第一乡贤之意。可是有乡亲说起老头儿写薛大娘，直摇头：“那就是个拉皮条的呀！”老头儿不但写了这位马泊六，并且说：“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又两年后，某出版社托他选编《汪曾祺选集》，他特地选了《薛大娘》，不是因为小说的技术。老头儿说过他自己是一条活鱼。他不愿意世人只看见老头儿“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一面。
他雇了一只渔船，一个小伙子掌桨，在高邮湖上溜了半日。阳光热辣辣地晒在身上，溽暑的水气蒸腾在寥落的芦苇间，白亮亮的湖水死命地晃眼，静静的一淖水，掩盖着多少年的世事与人心。法国人说，老头儿的小说里“充满了水的气息”。
那一刻，他觉得，既理解了《受戒》，也理解了《薛大娘》和《小??》。
时光似乎回到了1997年5月，他在南方燠热的空气中，先后接到老头儿和外公的死讯，内心一片冰凉，而身边的同事喜气洋洋地奔忙着，满心期待着香港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