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这些年跟吉田富夫先生经常见面，比起我刚来日本的将近20年以前，无论是见面的次数，还是一起喝酒说说笑笑，都变多了。
不过，次数虽然变多了，但就见面本身的愉快程度，过去跟现在大致都是一样的。有时回过头想想，过去的见面似乎更有趣儿。那个时候，我因为没钱，断了继续留学的念头，赶巧也得
于是，我从三重大学退了学，辗转到了一家专做鱼虾买卖的公司，一干就是三年，每天深更半夜起床，从汤之山的狐野町开车到名古屋的鱼市，等把车停好的时候，天边才开始泛起鱼肚白。卖鱼是一件刺激人的活儿，冬天一看到外面下雪，马上会猜到马面饨鱼好卖，因为天冷了，很多人都吃火锅。不用说，只要手上有马面饨鱼，保你卖得好卖得疯。
那个时候，三重大学有许多教授都是从京都来的，我最喜欢听他们谈学问，觉得是一件高雅的事情，听惯了鱼市上的叫卖声，一旦能一边喝茶一边海阔天空，心里觉得很高兴。光高兴还不止，我那个时候还拜访过教授们在京都的私宅，认识吉田先生就是这个时期，因为他跟这些教授都是朋友。
有一年的元旦，我开了一辆小卡车专门去了一趟京都，挨家挨户为教授们送鱼，我送的是大鲳鱼，理由是这种美味的天然鱼已经越来越少了。跟教授们一起，别老让人家觉得我只是一个旁听的，偶尔表现一下自己的本领也是应该的。当时我的这个本领除了鱼虾之外，还真没有什么玩艺！
双手抱着一箱冷冻好的大鲳鱼，我头一次拜访了吉田先生，一进他家的门，满眼全是书，书架高得顶到了房顶，叫我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一边是卖鱼虾的我，另一边是做学问的吉田先生，两者的聚合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滑稽。
酒喝进了肚子，吉田先生一直听我说，听我说鱼虾生意的奥妙，凌晨出工，到了早晨9点来钟就喝上了热酒，然后收拾得当就下工。这些听起来犹如一个另类，尤其是面对吉田先生来说，当时的我或许就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北京小子！当然，这个烟火是日本的。
后来，日子长了，我辞去了鱼虾公司，又去了一家商社做事儿，家也从四日市搬到了神户市。不用说，离吉田先生的京都也变近了。
这期间，由于大大小小的理由，我们每年总有机会见面，而且随着我个人弃商从文的转变，逐渐地从鱼虾的话题开始转向了吉田先生研究的中国文学，以前我主说的鱼虾也已经让位给了他的文学。热酒一下肚子，吉田先生便滔滔不绝，他说起过鲁迅的研究和郭沫若，还把钱锺书给他的私人信件拿给我看，一说起中国，他的酒就变得越喝越多。吉田先生翻译了许多大部头的中国当代小说，这十多年先后在日本出版了《废都》、《土门》、《檀香刑》、《四十一炮》等等，堆起来也蛮高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商界撤身，能够致力于中文和日文的写作，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是受了吉田先生的影响，具体是哪个方面，这个还说不好。但他每次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总是兴致盎然，那股非要在日本图书市场开拓一条中国文学之路的激情有时令我感动。
经过吉田先生，还有许多跟他一样的汉学家们的努力，日本图书对于中国文学的需求已经大幅度增长，原来属于非主流渠道的销售状况也已改观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这些年跟吉田先生一起到中国，跟作家莫言、史铁生，还有余华等人都有过许多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场合总是非常温暖的。去年年底，我向他推荐了李锐的小说《太平风物》，并跟李锐本人和东京的出版社联系，希望吉田先生能出马翻译这部作品。时隔不到一星期，他打来了电话说：“毛君，这事儿我干！”
现在征得吉田先生的同意，转抄一部分他给李锐写的信：“我们都曾经干过农活儿，都曾经汗滴禾下土，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吧。那些镰呀斧呀犁铧呀都是和我四十年前自己手里拿过的一模一样，而现在的日本农村基本消灭了。”
这就是吉田先生，他从小在广岛县的农村长大，一直到今天每当说起中国文学的时候，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这一点是我很难从别的汉学家那里找到的。几年前，我跟莫言一起去过吉田先生的广岛老家，他的弟弟是一位农民，跟我们告别的时候，站在拖拉机的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直向我们微笑。
据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现在的海上已经很难捕到大鲳鱼了，如果要是有的话，我想再抱一箱到京都拜访一下吉田先生，喝喝热酒，跟他畅谈中国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