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性、解释性、批判性的统一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现为美国纽约社会科学新校教授，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代表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作者在写于30年前的本书中，力图综合当时在社会政治理论中影响较大而又相互对立的逻辑经验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

《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已出版了30余年，从那时起，在所有社会科学以及在我们对社会政治理论的理解中发生了剧烈变迁。不过，我仍然相信，在这本书中所发展的论旨――一个适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已经被证实了。这并不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而是社会政治理论的功能的三个面向。为了能领会我在本书所说的，我们需要重建其历史脉络和智识脉络。二战后社会科学有惊人的成长――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许多重要社会科学家把社会科学看作是行为科学――人类行为的科学。他们的行为科学观，主要是立基于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或更确切地说，立基于他们认为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行为科学（因而）是研究人的自然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对地崭新及“年轻”。但是希望及期待在社会科学快速发展，能与自然科学及物理学已达成的巨幅发展相比肩。这个时期的精神可藉由心理学家克拉克・胡尔（Clark Hull）的论述来表达，在1943年他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科学将在当前展现一种足以媲美物理学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与牛顿时代的发展。”胡尔的期待，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与心理学等领域的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所共享。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社会科学家主要不是受到物理学的实际作为所影响，而是受逻辑实证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然科学观所影响。依据逻辑经验主义者对科学的理解，理论说明依循一种假设－演绎模型，需要对关键性概念下运作定义，以及对理论及假设仔细验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及说明经验实在。它预设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区别，而且必须避免任何命令式或规范性的主张。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很具讽刺意味的是，那时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接受了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自然科学观，这种自然科学观受到诸如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以及其它）等思想家的严厉质疑及批判。

对主流社会科学观的批判还有其它来源。有一种批判来自于受晚期维根斯坦以及行动的分析哲学所影响的哲学家。温奇1958年出版的专著《社会科学的理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轰动一时。温奇利用对维根斯坦以及行动的语言哲学二者的理解，论证了：许多主流社会科学家所采用的“社会的概念”是彻底混淆的。在行为与行动之间、以及在理由与动机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我们赋予人类社会行动的说明类型和适用于肢体行为的说明类型，是完全不同的。分析语言哲学中正出现的一个新领域――行动哲学，挑战及批判了主流社会科学观及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

不过，对于社会学科的自然主义观之批判也还有其它来源。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已有激烈争辩。在这个时期，诸如狄尔泰等思想家论证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本质上是诠释性的，且主要关注于理解和解释。再者，人文科学中的理解必须与自然科学中的说明加以小心的区分。在20世纪初，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也论证了理解对于社会学科的方法论而言是必要的。诠释学运动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探究的影响。舒兹曾经是胡塞尔与韦伯的学生，他对于什么是理解及解释人类行动所需要的问题，立基于现象学的洞察，寻求发展一种新的解释探究途径。尽管社会学科的主流（自然主义式的探究途径）与现象学探究途径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他们都共享了一个预设――即一种恰当的社会科学应该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科的功能并不是要对社会现象采取一种规范性的或批判性的立场。

但是，这种为社会学科的“价值中立”的辩护以及避免批判的企图，却遭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挑战。哈贝马斯──他曾经担任阿多诺的助理，且熟习社会学科的各种探究途径──论证了社会科学不能避免批判。甚至，他论证社会科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在1968年出版的《知识与人类兴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区分三种主要的认知兴趣或引导知识的兴趣（即技术性的、实践性的、及解放性的兴趣）。技术性兴趣引导及组织经验性－分析性科学；实践性兴趣引导历史性－诠释性学科；而解放性兴趣引导批判性社会科学。“系统化的社会行动科学……如同经验性－分析性科学，以生产理论性知识为目标。然而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将不会只满足于此。批判性社会科学主要关注于超越此目标去确定：何时理论性陈述掌握社会行动本身不变的规律性、以及何时这些陈述表达意识形态所冻结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原则上是可以转变的。”再者，批判所涉及的不只有认知，还有一种情感－动机的基础。“如果不是由对批判的热情所推动，批判将不具有瓦解错误意识的力量。”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规范性的，且关注于那些应当引导人类实践之规范的证立。在过去30年间，哈贝马斯已建构出一套综合性的沟通行动理论及言谈伦理学，然而他一贯地坚持一门批判性社会科学有其必要性。

我在上述背景下撰写了《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一书。我寻求以一种辩证方式来统合这些互相竞争的探究途径的洞见，而拒斥我认为是误导的（成分）。一门恰当的社会科学，必须遵守经验研究及假设检证的准则。但是我也论证了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理论观及科学说明观必须予以抛弃。就如同诠释学探究途径及现象学探究途径的拥护者教导我们的，在社会学科中我们不能避免理解及解释。因此一套恰当的社会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以及解释性的。然而事情并非到此为止。我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意见，一套充分发展且健全的社会政治理论也必须是批判性的。它必须探讨那些支配人类行动的规范，并厘清在这些规范的证成中涉及些什么。

在过去30年间，自1970年起社会科学的景象以及有关社会政治理论的争论已经彻底转变了。关于什么是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所需要的，出现了许多新的辩论。我已在《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科学、诠释学及实践》（1983年）、《新全貌：现代性2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视域》（1992年）二书中寻求探讨及厘清某些关键性辩论。虽然智识领域已经转变了，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旨和结论依旧是站得住脚的，在今日它们甚至更加具有合理性。我仍然认同我在结论中所写的：

分析到最后，我们并非面对着互斥的选择：或者经验理论、或者解释理论、或者批判理论。而是在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之中有一个内在的辩证：当我们从事任一环节时，发现涉及其它的环节。一套恰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以及批判性的。

感谢译者黄瑞祺博士花费许多时间及努力，他的翻译态度极为认真，使得《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有了可靠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