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简约主义
从原则上讲，我是个赶时髦的人，所以当简约主义风行一时的时候，我当然也紧跟了一阵子。在那几年，我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变成了一只小狗，天天追着自己的尾
这简约主义是设计师当道的设计霸权主义，是美学里面的法西斯主义。从前，设计师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生活，简约主义把这个概念翻了个跟头，生活跟着设计走，弄得我这个贪图舒适的人被折磨得每隔三分钟收拾一趟屋子。我总结了一下，简约主义的罪恶有三条：
第一、主人是多余的。
所有简约主义的房子里最好别住人，一住人就影响了这里非常干净的线条；卧室里不能留下睡觉的痕迹，被子要铺得比当兵的还有棱角；客厅里不能扔很多花枕头、毛毯之类的东西，不然和搁屁股的沙发不匹配；厨房更不能有任何做饭的迹象，特别是中餐，这么繁琐，要切这么多东西，把吃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这怎么可以呐。除了那盘颜色搭配的水果，厨房里难道要有吃的东西吗?你的房子如果简约了，那你就是第一个被简约出去的东西。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破坏风格，污染环境，所以最好你不要在你的简约房子里随便乱动。
第二、态度是冷酷的。
有一本书，简约盛行的时候在美国也流行过，叫《美国神经病》(AmericanPsycho)，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简约主义疯子，他连所有遥控器都安排了摆放的位置，错位了一公分也能觉察出来。他的房子都是黑、灰、白的颜色，不能有任何暧色，不然他会喘不过气来。他的西装按照颜色从深到浅在衣柜里排列，他的所有女朋友不许过夜，做爱完毕马上换床单。只有这种酷哥才是简约的楷模。
第三、这是有钱的坏人玩的东西。
仔细分析一下好莱坞电影，比如《与敌同床》、《够了》，这里面的坏人都是简约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特别是《与敌同床》里面的那个丈夫，连厨房柜子里的罐头都得稍息立正，有一个歪了就抽老婆两大嘴巴子，非常过分。但是玩得起简约的都是有钱人，房子要大，东西要贵，五六十平米里面是玩不起来的，除非干脆睡地板。
简约主义走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衣服可以乱扔，碟碗可以不洗，天天炒菜，夜夜娶亲。这才叫舒服日子。
情人不过节
几年前，卡地亚公司委托我们做一组有关“情人节”的采访，我们的策划是采访十多对名人夫妻或情侣，让他们挑一件卡地亚的珠宝或手表作为“情人节”的礼物给对方。大部分人都很配合，只有一对非常前卫、非常受尊重的艺术家夫妇虽然接受了采访，但就是不配合。
“只有没有想象力的人才需要用珠宝表达爱情。”这是艺术家的回答。
我们的编辑非常为难，来回劝说，哄他们说点关于“情人节”的事情，让他们随便点个简单的礼品，但是这对夫妇――特别是男的――坚决拒绝合作。而他夫人是那种夫唱妇随的，只要丈夫不松口，她也不愿意帮我们的忙。编辑实在没办法，想起来我似乎是这对夫妇的朋友，只好恳求道：“晃不是你们的朋友吗?你们这么说，她怎么跟客户交差啊?”
“你别把晃想得那么俗，”我的这位不合作的朋友说，“她会理解的。”
最后，编辑只好非常沮丧地回来报告，说任务没有完成，要再找一对夫妇才行，还把这位艺术家说我“没那么俗”的话都转告给我了。
我听了以后有点哭笑不得，一方面这朋友还是非常了解我对这种节日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够能刁难人的。我最后决定实话实说，给客户打了个电话。
“他说只有没有想象力的人才需要珠宝表达感情，”我一五一十地交代道，“我不能改他的话，他也不让删，要不就换个人。”
“不用了。”客户的公关经理想了想说，“就这么登好了，这也是一种观点。”
我很高兴，看来客户也没那么俗，没那么商业。
我这辈子谈过不止一次恋爱，但是没有过一次“情人节”。在我的记忆中，年轻的时候，如果恋爱了，天天都在过“情人节”。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眼前的恋人就是所有，其他都不重要。我还记得谈恋爱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干扰，不接手机，不上班，不见朋友。在这种情况下跑出门去买点花、巧克力或者一大钻石戒指似乎真是有点多余。我的任何一个男朋友真的这么做了，我会觉得这个人很假，而因此干脆吹了。当然，这只是我。
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个很稳定的关系，也觉得没必要一到二月十四号就非得买点东西，出去吃顿饭，抱一堆花回家。这时候如果两人能在厨房里一起做顿饭，聊会儿天，没大没小地闹会儿就挺好的，忙里偷闲也算生活了一下。当然，这也只是我。
我成长在一个简单的年代，有比较简单的表达方式，爱情似乎不需要节日，只需要一个假期。对我来讲，“情人节”真是多余的。
但反过来想，百忙之中，有个节日提醒大家去恋爱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生活在卡通时代，一切需要形式、夸张，有点节日把大家的生活规划一下。今天是开PARTY的日子，明天是回家的日子，后天是谈恋爱的日子。周一回家做饭，周二上床做爱，还找个PALM都记下来，免得忘了，也好，也好。在我眼里“情人节”是个卡通节日，每个动作都是被策划出来的。但是这总比忙得忘了谈恋爱强。
（本文摘自《无目的美好生活》，洪晃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出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