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1988年离休，又干了7年。我编过写过不少稿子，也汇编出过书，但未想过要给伟人写传记。可也就是这个时代性、现实性、政策性、动感性极强的新闻工作，赋予了我写《荣毅仁》可能性。
拙
沉疴险渡笔犹勤，难忘荣传未了情，
遗珠复得匠心喜，终了春蚕一片心。
沉疴是指2000年我在72岁时因患尿毒症而做了肾移植手术，以后又在肾动脉吻合口安放支架。幸亏两次手术关都安全度过，并生存下来，否则遗珠不会复得，很可能将成永远的遗憾。
新版出来以后，《百年潮》杂志的同志曾专门约我以初版未能用上的两章为主线，前后串起来，单独写一篇。文章已发表在该杂志的2006年9月号，题目是“荣毅仁和‘荣盛小集团’的平反”。为写这篇文章，不免要作些回忆、思考，查阅一些材料。历历往事，又重新展现在我脑海里。正巧，我们报社一位老同志在看到新版荣传后，对我说：你何不写一写你是怎样写荣传的。我思考了一阵子，感到似可回顾回顾。
历史机遇
记得《荣毅仁》初版问世不久，有一位工商联的老先生曾来了个电话，他擅写人物传记。他说：“荣老板太不好找了，他根本不让人写他，你还真有办法。”我对他说明了一些实情，当然，多少也向他诉了一些苦。
我写成这本书，并不是我的能耐特别大，首先是一种历史际遇，是形势所致。还跟搞新闻工作有极大关系。
我进人民日报社不算早，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前一年――1977年。
我当了快8年的“五七战士”（其间有一年多借调），是年才算正式恢复工作。我被分配在经济部财贸组。那时内贸是热门，外贸等对外经济宣传是冷门。我被安排在冷门这一摊儿。没想到，第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冷门一下变成了热门。很快，邓小平点将，荣毅仁出山，一个全新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79年10月4日正式成立了。荣毅仁和中信公司自然成为我重点联系的对象。我才由过去只知其人未见其面变为经常要采访了。
荣毅仁早已被誉为红色资本家，他请来了好几位上海老朋友――都是过去在上海办厂开店的行家里手，再加几个中年人和年轻人，一共才十几个人，就创办起了解放后从未办过的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当时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而信托投资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能行吗？这一壮举，大有石破天惊之势，引起了中外各方人士的注意。我作为专门联系他们的记者，自然走得勤一些。他的一口无锡官话，别的一些记者听起来有点费劲，我却感到很亲切，有时不免多问几句，多谈几句。
取信于人
采访要客观公正，作风要严谨踏实，本是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但我感受到，在中信荣老板那里，这点尤为重要。一定要取信于他和他的公司。只有这样，才能把报道工作做好。
从1979年10月4日中信成立和参加他们第一届董事会起，我循着中信脉搏的跳动，陆续写了一些稿子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期间比较下功夫的是1986年那一次。
那一年，荣毅仁正好70大寿。为扩大对外影响，让荣氏离家别国已多年的几百个海外亲属回来看看，荣毅仁主动提出自费请他们回国团聚、观光。这是荣家出去的子孙第一次回国大团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党中央十分重视。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亲自接见。这出重头戏自然成了我采访的重点。不幸我在随团采访时司机一个急刹车，把我从座位上抛了出去，撞伤头部，被送医院急诊。幸好伤得不重。中信办公厅主任还专门来探望我。我休息了一下，没事，仍坚持采访，和海外版冯霄同志合写了一篇“团圆”大通讯。这篇东西影响较大。
这次采访，我接触到荣家在海外亲属的主要成员，加深了我对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家族成员的一些了解，交了一些朋友，也加深了我对荣毅仁和他父亲荣德生在解放时坚持留下不走诚属难能可贵的认识。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萌发要写荣毅仁传记的念头，事后想起来，大有坐失良机之憾。不然，我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好材料。
1987年党的十三大要召开了，人民日报早早作了宣传准备。我们经济部选择了几个重点报道，荣毅仁他们创办的中信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放弃了机会难得的西藏之行，全力以赴采写改革开放八年多中信这个新事物。我曾对中信作过不少报道，但系统的、有深度的报道，还没有写过。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找了许多人采访。荣毅仁为人一向低调，不愿意媒体多写他们，但他党的观念很强，当他得知这次报道的意图，找他采访可说是最痛快、最顺畅的一次了。我与他的接触自然也就深了一步。
时值盛夏，为减少暑热和往返时间，多找些人采访，我一般都是一去就呆一天，午饭在中信食堂吃。但当时食堂尚在大楼外面，穿过马路还要走一段路，且没有树荫，走去很热，我懒得去，就自带饭盒，吃点算了。这事一传出去，中信人颇有好评，有人谬夸为“正气凛然”。这可能多少对我采访有利，增加了人们对我的信任感。经过一番折腾和对稿子的反复修改，“巧克力大厦的脉搏”（按：即中信自建的国际大厦，因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外商云集，曾被誉为“小联合国”，又因筑物酷似巧克力一块一块地码上去，因而得名）长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整版刊出了。因是第一次这样系统地报道荣毅仁和他的公司，写了他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突破重围，拼搏创业的历程，引起了中外各界的注意，反响较大。日本一家大公司的驻京办将当天报道全文发回国内，其负责人还专向报社打听发此文有何背景。新华社向全国摘发了通稿。也许荣毅仁对这次报道还满意吧，一次在中信全体大会上他提到了这篇报道，还专门请我起身，把我介绍给大家。采访有了成果，我自然也感到宽慰。这样，我和荣毅仁及中信人的关系就加深了一步。后来就有人戏称我是中信的“铁杆派”和“专业户”。
萌生写作念头
打这以后，好心的同志就对我说：“你有这样有利条件，何不专门写写荣毅仁？写他的传记。”言之有理，我心动了。可他当时不光是中信公司董事长，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呢，不征得他的同意，不取得他的支持，是写不成的，即便写成了也出不了书。我就有意识地在与他的接触中透露了这个想法。不料他一口回绝：“你不要写我个人，要写就写中信。”“你不要写我过去，要写就写解放后我怎样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说：“这些当然要写，但光这些怎么能算传记呢。”可他压根儿就不理我的茬儿。我也曾拿谁谁的传记都在写了，谁谁写名人传记如何一路绿灯地得到主人公的支持，可他却常常给我亮“红灯”。有时还可能是他在工作上碰到不顺心的事儿或难题，心里烦，对我说：“唉！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谈呀。”加以当时我联系报道的口子比较多，如国务院特区办、外贸部、中国银行、国家旅游局等等，日常报导任务比较重，写荣传的事也就拖了下来。我在资料盒里，特设了“艰难的历程”栏目，记录下碰到的挫折和难题。
尽管如此，我决心还是下定了。我想，管他呢，先积累材料再说。我利用一切机会，搜集荣毅仁的材料。
第一线和第一手
间接的文字材料好办，鲜活的新材料可得下苦功夫。我跟报道工作结合起来，像工蜂一样地采蜜。特别是在荣毅仁到各地或基层视察时，争取当个随行记者，这是最好的时机了，不是吗？好几天跟着他走，他的言，他的行，他旅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在公务车或飞机上、下榻的宾馆里，他比较放松，可以随便攀谈，自然而然就能得到正儿八经采访时得不到的东西。他有时也说：“计泓赓呀，我看你怎么老是拿着小本记呀记的。”我笑笑说：“当记者嘛，不记还行？”我曾跟随他去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上海、南京、无锡、秦皇岛、宁波、大榭岛等地采访。在第一线，我除完成报道任务外，还真搜集到不少对写荣传有用的、鲜灵灵的第一手材料。
多年的交道，我与荣毅仁也就慢慢混熟了。我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荣府作“家访”。这可说是深入荣氏生活的腹地呢，我心中窃喜。荣夫人杨鉴清讲一口带有无锡乡音的上海话，她对我的印象还可以。特别是荣氏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那次，我一直随团报导，她是女主人，与她的接触自然多。她和荣毅仁的罗曼史，荣的秉性，生活情趣、爱好等等，她都跟我谈，有时谈晚了，荣毅仁也下班回家了，就留我与他们一起吃饭，使我不仅写作材料大丰收，还使我这个拍照门外汉，有机会用傻瓜相机照下了他们的居家生活。一次，荣智健正好回家，机会难得，我就在他们家小院里，以荣毅仁喜爱的月季花为背景，给他们三人照了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现经常被人翻用。荣智健也给我和荣氏夫妇一起照了，成为我家的珍藏。我还和他们家的阿姨、花工、警卫随便聊。“家访”使我得到荣氏生活很多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终于感动了“上帝”
上面已谈到，由于我日常报道工作的繁杂和荣的不怎么配合，荣传的写作进展很慢，哩哩啦啦，一拖拖了好几年。一直不让我写他的荣毅仁，当然多少也看出了一点苗头，也就是我仍在“偷着干”，似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缠我不过时，他也曾开出一些名单，叫我去找谁谁谈，但他自己仍很少谈。
1993年3月，荣毅仁光荣地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这可是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出于一种激情和历史责任感，我就捉摸如何利用我已积累的材料和再作些必要的采访，写他如何在近半个世纪中与我党领导人的交往。稿子写出来后，已是当年11月了。因为没有把握，又是自选动作，不属经济版的事，乃先送请时任报社总编辑的范敬宜征求意见。他看了认为可在本报发表，于12日批了几句话：“写得比较感人，读来不费力气，可多保留一些生动情节。”就这样，在送请荣本人和有关方面审定后，12月17日和19日分别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以整版或近乎整版的篇幅发表，题目是“半个世纪的深情”。之后，《中华工商时报》、《新华文摘》、香港《文汇报》等一些报刊、电台均予转载或转播。我想这次重点报道可能对我取得写荣传的“许可证”是有帮助的。
1995年，到我彻底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并联系上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才把写传记的事正式向他提了出来。中信一向支持我写荣传的老朋友帮我“进谏”，他们巧妙地向荣毅仁建议：让计泓赓文责自负好了。至此，荣才开始松了口。一天，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写我，就得文责自负呢。”我心想：“你是大人物，我自负得起吗？”但我嘴上不说，点头答应，我领会，这恐怕也是督促我一定要加强责任心，一定要严谨从事呢。我想：反正是你说的，自负就自负吧，自负不起再说，这样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来了吗？
我像久旱逢甘霖，很是高兴。哎呀，终算撬开了一个口子了，到底感动“上帝”了！于是乎，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1998年我专程去上海、无锡作再调查。当时我已年届七旬，老伴李敢当起“志愿军”，陪我同行帮点忙。这次调查的深度广度都超过以前。写作的信心也大增。
上海，是荣氏企业发展、转折、升华的重要地方。解放前，荣氏企业有“纺织大王”和“面粉大王”之称。解放时荣毅仁和他父亲荣德生坚持留下不走，成为父子俩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正当盛年的荣毅仁，在上海这块热土上，对中国共产党由怀疑到信任，由少东家变为红色资本家甚至萌发想入党的念头，后又当选为上海副市长，扮演着一个有声有色的角色；但确实也有过痛苦的历程。要写他传记，这些均非好好写出来不可。这中间必然会碰到难题。
这里，我由衷感谢上海好多位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给我的帮助。他们给我讲了当年荣在上海的情况，包括“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的一些史实。曾被人戏称为荣毅仁的“财神爷”和“救命爷”的老同志孙更舵，在我以前几次到上海时，就已热情相助，他还曾冒着严寒亲自陪我到当年荣老板下过乡的徐行镇去调查。1998年这次，不巧他住在医院里，仍然有求必应，跟我谈，并几次打电话告诉我还需找谁谁了解情况。所以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可到查找重要档案时，就很不一样了。特别是像反右运动等方面的材料，以荣毅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我带着有效证件和介绍信，人家仍是慎之又慎，不给轻易拿出来。有一次竟碰了一个死钉子，市里一位大秘书收了我的介绍信，却来个避而不见，介绍信又不予退回。我并不气馁，继续奔波，东方不亮西方亮，终于得到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等单位大力支持，看到了不少宝贵的档案材料和其他难得的材料。我们查阅时抄的卡片，就有一大摞。找人、找材料、查档案均是插花着进行，搞得蛮紧张。有的关键人物已作古，就找他的遗孀谈。如反右时所谓的“荣盛小集团”关键人物盛康年，他是原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之子，1959年已郁郁病故。我就找他夫人谈，得到了不少活材料。在荣毅仁的家乡和荣氏企业的发源地――无锡，也下了不少功夫，先后找了不少荣氏故旧、乡亲、同学、市领导等谈，还到荣毅仁出生地――荣巷、少年时读书的学校和荣氏企业旧址、图书馆等等实地访问。
荣氏在海外的亲属，1986年那次回国团聚时我失之交臂，现在只要听说有人回来，就抓住不放。旅居德国的荣智美，早年丧父，与毅仁四叔最亲。她敬仰四叔，跟我谈时满含深情。她提供的情况和对她四叔的一些看法，对我写作很有帮助。
在北京，我还找了中央统战部等部门的有关人士，以及在京与他一起创业的知交、老友等。
历历往事，使我更加从心眼里崇敬这位出淤泥而不染、一旦确立了信念就棒打不回头的红色资本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我想，既然历史给了我机遇，我就要对得起历史。既然我所醉心的新闻工作给我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也要对得起这个工作。心中有波澜，笔下就生风。写作起来就能带着感情。
遗珠复得匠心喜
遗珠是指“小开派挨整”和“了却一笔历史旧账”那两章。在199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荣毅仁》初版上，并没有上去，临付因故被抽了下来。
我一直在想，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的遭遇和本人的态度是不能缺少的。但可惜当时的阻力很大。如坚持放上，书大有出不成的危险。尽管我一百个不愿意，但无论如何，花十多年心血总算把剑磨出来了，太不易了！删就删吧，能出版总比不出版好。
可这两章，是我调查和写作中最费力气和最费心血的部分哪。割掉它，我心痛。
初版问世以后，前已谈及，不幸我得了大病，所幸均险渡了。我对初版未能放上的两章一直耿耿于怀，找机会就向有关方面陈情，据理力争。信写得长长的，理由讲得足足的，可总是碰壁而回。我心犹未甘，2006年又奋起一搏，“陈情表”写到了半夜。这里要特别感谢中信一位老朋友的无私帮助。他起先也感到此事不太好办。待看到我的陈诉后，感到有道理，便帮着我讲话。终于又一次感动了“上帝”，遗珠复得了。我欣喜万分，写信感谢他是：“力荐遗珠又润色，明月清风流芬芳。”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大力支持，花了很多精力。考虑到增添了新的史实，他们决定把再版改名为新版，加大了开本，美化了设计装帧，增加了很多照片，使新版荣传显得很大气，很引人注目。至此，我终于大大地舒了口气。我向历史给予我的机遇，完整地交了账。不算初版前后磨了十几年，就算这次新版吧，前后奋斗也有七年之久。我不禁仰天长叹：“终了春蚕一片心”！
荣传出版后，一般的反映是材料扎实，不可多得，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荣毅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