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著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2006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2007年5月主讲《贞观之治》。
读书报：您对《孟
宪实讲唐史》现在这个样子满意吗？
孟宪实：这部书是在“百家讲坛”作讲座时的讲稿，出版时进行了整理。出版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设计、插图包括文字和标题等等方面。临下厂之前，就是五一长假前夕，我到新疆出差。4月27日刚刚在乌鲁木齐落地，就接到责任编辑的电话，非要我返回不可。结果，当天又从乌鲁木齐飞回来。修改了三天，最后下厂。我对出版社方面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至于内容，我虽然有一些新的说法，但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写出来，较少学术论证，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读者的满意才是重要的。
读书报：当初“百家讲坛”是怎么找到您的？您在《孟宪实讲唐史》后记中说自己“因为不能适应电视讲座”，“曾经当过‘逃兵’”，具体怎么回事？
孟宪实：“百家讲坛”张长虹给我打电话，相约讲座。她是怎么知道我的，连我也不清楚。后来说是别人推荐的。好像有好几个人推荐过我。都是谁我不清楚。所谓“逃兵”一事，是指录制一段时间以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时间冲突严重，适应新的讲法也有困难，于是决定放弃讲座。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讲座是“玄武门之变”的缘故。仔细看，玄武门之变是有一点文不对题的。
读书报：对于电视节目来说，收视率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会逼迫电视人迎合观众、追求娱乐性。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受到了这一点？
孟宪实：电视本质上属于大众，是最大多数人的消闲方式。至于学习等等问题，是附带性质的。而电视台追求收视率，如同公司追求利润，不难理解。就电视历史讲座而言，学术和趣味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当然是趣味。“百家讲坛”追求让最有研究的专家来讲座，但实际上的主讲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目前业内研究成绩最好的专家，有的甚至不是业内人士。讲座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而形式就是技巧，这实际上成了门槛。讲座也是一种交流，交流语言必须是对方听得懂，愿意听的。这不应该叫做迎合，关键看内容，作为辅助的形式，也是必要的。
读书报：近年来阅读一些历史普及读物，以及观看电视上的讲史节目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个印象是，其中讲述了太多的权谋，给人感觉是人性太黑暗了，您觉得历史、人性的真实本来如此呢，还是说历史在传播过程中有所扭曲，某些方面被放大了？
孟宪实：真实的历史信息是无限的。记录历史，一定要选择，选择那些在选择者看来最重要的内容。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的编年史记录中，国家与政治向来被认为最值得记录，于是古代世界的历史记录大体相近，都以政治为记录中心。政治就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掌权的人物――帝王将相等很自然成为历史记录最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几乎就是权力的争斗史。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得不受到历史记录的影响。这不是人性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当然，有些作品有意追求权谋表现，把本来比较光明的时代描绘得很阴暗，那就不是历史和历史记录问题了。
读书报：中国的历史写作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您在《孟宪实讲唐史》的后记中也说“察今必鉴往”，但是，唐朝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那是君主专制的时代，而我们现在是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因此我觉得，那个时代的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是很有限的，您觉得呢？
孟宪实：“以史为鉴”从来都是不错的。但是，历史的借鉴不是上街买东西，付了钱，东西拿回来就用。就是古代相邻的两个朝代，他们的政治体制几乎一样，也要有所改变。这种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孔子称之为“损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君主时代了，这不等于说我们所有方面都会超越君主时代，更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用借鉴历史了。历史借鉴有正反等多方面，就算你正面全面超越了君主时代，那么负面呢？是不是君主时代的所有问题你都不存在了？如果连古代“有限”的经验教训你都没有很充分吸取，那么你的治国智慧从哪里获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无限的，我们的吸取却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