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曾以写作小说为志业的埃德蒙・威尔逊，在小说创作上并没有获得如同学兼好友的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成功，相反，他一生不断地为媒体撰稿，在记者生涯中，成就了后来被批评界高度赞誉的批评家事业。从上世纪20年代的《名利场》，20到30年代的《新共和》，给《纽约客》写稿开始于40年代，《纽约书评》则已经是到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批评领域，正是“新批评”大行其道、风头正健的时期，该流派第三代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所属的著名的南方集团耶鲁集团即诞生于此一时期。这一迥异于传统的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的批评思潮最早溯源于20世纪20年代萌生于莫斯科大学的语言学小组，后历经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地域的发展衍变，至60年代在美国大盛。“新批评”强调“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注重文学作品的“肌质”（texture）,忽略甚至可以说故意放弃对写作主体――作家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时代大环境的分析和研究。这些批评实践带来的结果无疑是将文学作品本身放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位置，使文本本身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同时而来的弊端是将高度富有人文气息、涵括人类丰富心灵特质的文学科学化、机械化从而导致面目呆板，千篇一律的可怕后果。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批评潮流和背景之下，威尔逊的《阿克瑟尔的城堡》无疑是将错放在科学神坛之上的文学重新放回到文学女神的殿堂，焕发出自古以来所有优秀文学作品的美好光辉和久违的诗意。
虽然《阿克瑟尔的城堡》是一本文学评论集，可威尔逊本人却并不喜欢社会给予他的评论家身份，他一贯坚持并自诩的是作为文学记者的身份，而也正是“文学记者”这一身份使得他的批评视角和行文方式不同于学院派的沉闷，动辄长篇的宏论，不见批评主体的识见和性情。《阿克瑟尔的城堡》的副标题是“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在这里，“想象文学”意指与其时或之前风行于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相对的象征主义，也就是说，威尔逊这本书的主体方向是研究象征主义的，书中除第一篇总论象征主义和最后一篇总结性质的文章外，中间6篇分别是专章论述6位象征主义作家：叶芝、瓦莱里、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和斯泰因。6位作家中，作者所费的笔墨又长短不一，例如在写到女作家斯泰因时，与前几位作家长达几十页的评文相比只有十几页。难能可贵的是，威尔逊在评介这些历经时间积淀今天已被全世界认可的经典大家时，这些人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世人所知，有的甚至于还没有写出他们后来被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代表性作品，如艾略特，那时尚未写出《四个四重奏》。又或如乔伊斯，在他写出后来被称之为传世之作的《尤利西斯》遭禁时，威尔逊以其文学记者的敏锐和他简洁流丽而又优美的笔触对当下的文学图景做出了他自己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诠释。
正如前述“新批评”给文学批评所带来的弊端，威尔逊有感于此，“拒绝窄化他的批评方法……把文学批评看成分析广泛的人类生活目的与命运的载体”，在这6篇评论作家>诗人的文章中，威尔逊更多是从文学本身出发，亦同时从自己个人的审美感受出发，结合作家的生平逸事、作者自身喜好与性情的投入来进行文学分析。在分析叶芝诗歌的文章里指出其“诗中仙境的怪诞感和真实的异世感，毫无疑问是局部取材于爱尔兰民间故事”，然而威尔逊不止于此，他更深入的探及到叶芝对神秘事物和通灵论的热爱与痴迷，为我们对这位天才诗人的思想及意象渊源找寻到一个更为确切的谱系。《瓦莱里》一篇中，论及其名作《海滨墓园》时，将瓦莱里与叶芝的诗歌进行比较分析：“瓦莱里（的《海滨墓园》）比叶芝的《在学童中间》更彻底地把情感和意念融合在一起，并且把两者嵌进它们发生的场景之中。这亦是象征主义的最终目的和胜利：诗人迫使外在世界的种种稳固状况，回应个人内心变化多端的理解。”而这种关于象征主义的判断，恰恰是指出了象征主义文学的独特质素所在。
威尔逊终生追求的文学批评写作是“观察人类意念与想象如何被环境模塑的一种历史”。实际上，在这些批评性的文字里，威尔逊展示的正是“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图景结合为一”的愿景。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所论及的这些作家与作者大多为同时代人，在具体分析作家和作品时，下笔时常会流露出威尔逊恣意而又不乏温和，有激赏也有苛评的批评风格，当然更多是从中可以见出威尔逊作为批评家的性情和风范。而无论是文学记者还是批评家，威尔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自如转换，其间所赖，或者说造就威尔逊的正是其作为一个文学记者的批评视野和胸襟。
《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美）埃德蒙・威尔逊著，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第一版，2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