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这个名字与“国士”这个称谓都属于“那一个逝去的时代”，尽管才一百年，要追寻其形迹、根脉却是大不易。因此，应该感谢王哲，这位旅居海外的非职业传记作家，广罗史料，写出了《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也要感谢“侨恩”意识很强的福建出版人出版这本书，让我们得以重新走近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伍连德先生
细读全书，认识了姿态鲜活而生命纯粹的伍连德先生。但需坦言，我未必完全认同作者、出版人奉行的传记价值尺度与当下流行的传记笔法，这种笔法无非是一些“行迹录”、“功德簿”的总汇，作者热衷于为传主评功摆好，轻率地做各种道德评判，却忽视了对传主精神困惑、生活意义、内心价值与生命隐喻的挖掘，以及对时代、对当下的提问与反思，这种“因袭”在中国本土的传记创作中尤为突出。譬如书名，三十几年前，哈佛学子夏绿蒂・弗斯为丁文江书写传记，书名推敲为《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语词很平实，却很深沉，有历史范畴的开启，有时代母题的提出，像一幅有景深的照片。而王哲对于伍连德的洞察出自梁启超的一段议论――“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于是发出“国士无双”的深情叹喟，并且以此作为传记的书名。其实，这份印象与归纳都与伍连德的职业境界和精神空间，以及那个时代的主题相悬离，几乎是在踩一个虚蹈的道德高跷。
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也只能做一件或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对于医学家的伍连德来说，他生命中最闪亮的业绩就是主持了1910年的东北抗击鼠疫（他的抗疫勋业还可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抗疫之外，值得历数的精彩故事应该是开创了口岸卫生检疫机构与制度，两度拒绝出任国家卫生行政主管，创办中华医学会，编辑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筹办北京中央医院，与王吉民合著英文版《中国医学史》等。所以，伍连德晚年“拾脚印”，写回忆录，特别聚焦于这一段跌宕的抗疫（使用“抗疫”概念更准确，在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科学意义上的“防疫”工作）经历。1959年，他在剑桥出版了“一位现代医生的自传”，主标题就叫《鼠疫斗士》。不难看出，他非常在乎那一段激荡的岁月，为此，他还痛失了爱子长明。其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不仅是他个人的职业奋斗史、学术荣誉史，也不仅是科技史、医学史，而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转型期思想变迁史。因为，此时的伍连德不仅是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而是统领着抗疫社会工程的外务府特命的钦差总医官。
当时的东北，华、俄、日分治，资源、号令各异，满清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人心浮动，地方吏治凋敝，中国传统医学与世界医学前沿几近隔绝，抗疫机构、机制一片空白，专业人才与器材奇缺，法国、日本抗疫理论与技术权威的漠视与挤兑，都令伍连德眉头紧锁，一筹莫展。然而，这位年仅31岁，且没有多少政治资历与经验的总医官居然成功了。凭借什么？他以敏锐的职业直觉，发现了肺鼠疫的非跳蚤播散链条，认定了旱獭（土拨鼠）为鼠疫杆菌携带者，呼吸道为主要的传播途径，于是破解了抗疫的技术难题，后来果断推行的焚尸举措控制传染源，进一步掌控了主导权。大疫面前，各级官吏、军警、百姓表现出难以置信的纪律与效率，同蹈生死，共赴大义，各国、各派人才、资源的自觉统合，倾力襄助，都成就了伍连德的抗疫组织和动员的高效率。
特别值得赞颂的是伍的上司施肇基。这位末代王朝的外务府主管，对伍连德一见如故，依凭一面之缘的洞察与信任，旋即向袁世凯力荐，诚邀28岁的南洋医生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他对伍连德高度信任，不仅任命其担任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还力排众议，支持伍对鼠疫流行的学术直觉与初步实验报告（当时伍的判断还未得到证实与公认），顶住外交使团的压力，撤销法国医生迈斯尼的技术主导权，为取得摄政王对于疫区焚尸的授权，寒冬除夕哭谏王府，声情并茂，感动府台，其忧国恤民之心，可映日月。其时清政府满朝腐败，但未必没有清流。可以说，没有施肇基的锐眼识才与肝胆相照，就不会有伍连德东北抗疫的全胜。一年之后，帝制革除，民国如日初升，然而，伍连德二次东北抗疫（1920年扑灭鼠疫），三次抗疫（1926年控制霍乱）运作中所受到的人际掣肘与制度内耗远比晚清时代要大许多。革命一旦越过炙热的动员期，进入世俗化的庸常轨道，激情与操守便悄悄失落，人性也面临顿挫、失陷。如果说伍连德晚清社会抗疫是“泥潭”里跳舞，那么，他民国社会的抗疫就是“沥青池”里游泳。即便是知交施肇基的胞弟，也未必如兄长一样理想长啸，高风亮节。1918年，伍连德倾心倾力筹建的北京中央医院落成，他却只是短暂地出任院长，旋即被主管财务的施家老二（施肇曾）排挤出局，为的是安插自己海外归来的公子接任院长。伍感念其兄肇基的知遇之情不争而退，黯然离职。一次抗疫时期，日本的医学权威、铁路路政当局尚能尊崇真理，服膺事实，推举伍连德担任“万国鼠疫研究会”主席，授北满铁路终身荣誉顾客，免费乘车。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三次抗疫时期，日本屯驻军部却因担心流行病与传染病专家的伍连德在东北的疫病调查可能捕捉到731部队特殊使命的蛛丝马迹，而蓄意捕获、杀戮而后快，幸得他具双重身份，经西方媒体捅出新闻，英国领事馆出面营救方才脱险。
读伍连德的传记，一般人很容易遁入庸常科学史固有的思维径路，去历数、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看到的是“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第一次遵循现代传染病、流行病理论组织的社会抗疫工程”、“第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抗疫行动”、“第一次由华人担任国际学术大会主席”、“第一部英文版《中国医学史》”等等，无非恪守着进化史观的讲史逻辑，宣扬着“陀螺模型”，抑或“楼梯模型”的启迪，不假思索地高呼“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相信虽然探索进程曲折，学术依然盘旋上升，姿态中还掺杂着浓烈的民族主义偏狭意气，映出辉格史学（所谓“爱国主义”的科学史）的愚昧胎记。可惜，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注重技术关怀）向公共知识分子（注重社会与公众责任）进发的心灵历史，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变迁史，一部人性的蒙难史，它昭示着历史的“过山车模型”：现实生活可能完全不遵守时序递进，而是任意飘零。“过山车”上的伍连德先生亲历了南洋、西方欧美、中国晚清、北洋、民国多重社会，晚年
还遥望、牵系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他感受的历史多姿多彩，顷刻之间忽上忽下，忽进忽退，忽快忽慢，忽明忽暗，忽冷忽热，其背后是人性隧道的坑坑洼洼，精神海拔的高高低低，灵魂表演的正正邪邪。尤其是近现代，升腾与堕落全然不能用新旧的时空刻度去区分，时代的前行、革命的招摇未必就是命定的进步，保守主义的坚持也未必就是落伍，政治选择上的正统与异端，科学遭遇上的真理与谬误，道德操持上的高尚与卑微，交相混杂，莫辨逆顺。惟有苦难是一块试金石，映照着灵魂的清洁与污浊。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没有少遭受苦难，但我们却不愿意从思想史层面去主动迎击苦难、咀嚼苦难，于是，我们屡屡在躯体承受折磨之外少了精神上的涅?。因此，好的传记就是要展现苦难中涅?的灵魂，提示一代人理想与受难的奇妙关系。
掩卷沉思，回到最初的提问，伍连德的传记应该叫什么书名？依思想史的径路，应该叫《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疫，在这里不仅指鼠疫，也指称广义的苦难。不知安卧天国的伍连德先生与客居美利坚的王哲先生以为然否？
《国士无双伍连德》，王哲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