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尼・默露・林德伯格对1950年代居家母亲的真实描述，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妇女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人们认为妇女需要的最大回报就是，愉快地把醒着的每时每刻，花在照料孩子(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照料自己的丈夫)的神圣工作上。战后被称为“女性的奥秘”――取自贝蒂・弗里坦1963年的书名――的信条，在某种程度上又倒退
虽然在中世纪，英国就有在拜望双亲日――大斋节后的第四个星期日――里纪念母亲节的先例，这一节日的现代演变始于1890年的美国，当时肯塔基州的玛丽・T．莎逊建议在每年4月20日，她母亲生日那天，教师们聚集一起向母亲们表示敬意。她的建议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两年后，普救派・巴尔的摩主日学校教师罗伯特・卡明斯提议，每年举行一次活动，纪念艾米丽・普尔曼，她是教会牧师的母亲，同时也是普尔曼卧铺车发明者的母亲。卡明斯建议将纪念活动放在最靠近普尔曼夫人的祭日5月22日的星期日举行。这一最后成为献给全世界母亲的仪式，举办了许多年，但仅仅是在巴尔的摩教堂举行。1902年，印第安纳州的弗莱德・E．赫林向雄鹰兄弟会组织呼吁，支持献给母亲的全国性活动，但是兄弟会成员对他的提议兴趣不大。
成功设立全国与国际范围的母亲节的功劳，当归于安娜・梅・贾维斯(1864-1948)，她是一位教师、争取妇女选举权和禁酒工作者，也是一位没有子女的未婚妇女。贾维斯在家乡西弗吉尼亚州的格拉夫顿上女子中学，后就读于弗吉尼亚州斯坦顿的玛丽・伯德温学院，后来回格拉夫顿教书。然而，她真正的事业是照顾她深深爱着的母亲，一位有着虔诚的宗教意识的妇女。1902年她父亲过世后，贾维斯和母亲去费城投奔亲戚；3年后，5月9日，贾维斯夫人谢世，留下女儿悲痛欲绝，为自己理应、但却没能为母亲做的事，深感内疚。随后的两年里，贾维斯念念不忘丧母之痛，同时也反省子女长大成人后的自私和忽略母亲的行为。贾维斯邀请一群朋友到费城家中做客，宣布了她的想法，在每年举行一个全国范围的纪念母亲的庆祝活动。这次，母亲节的提议终于得到人们的一致赞同。贾维斯的一位朋友约翰・瓦娜梅科是服装商，他为这一活动提供经济资助。
1908年5月10日，在安娜・贾维斯的鼓动下，母亲节活动在费城和格拉夫顿的安德鲁斯卫理公会教堂同时举行，她母亲曾在教堂的主日学校执教20年。在格拉夫顿仪式结束时，贾维斯递给每位母亲一朵白色康乃馨，这是她母亲最钟爱的花。贾维斯提议将白色康乃馨作为母亲节的象征，因为她认为康乃馨代表着“美丽、真实与母爱忠诚”。在纪念仪式之后，贾维斯开始了历史上被称为最成功的单人写信运动之一。她写了数百封信给全国的国会会员、州长、市长、报纸编辑、部长和有影响的企业领导，提议正式举行纪念母亲的活动。到1911年，全国各州都先后宣布母亲节为正式节日。1914年，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宣布母亲节为全国纪念日。1914年5月9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官员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家里或在其他合适的地方插国旗，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爱和尊敬。”颇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威尔逊公开鼓励表达对母亲们的爱和尊敬，与此同时，支持妇女参政者们却徒劳无功地向他呼吁，支持她们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行动。威尔逊认为妇女选举权“根本不应是国家政府解决的事，”他未能意识到，母亲们将会从选举权中，而不只是从每年一度的认可中大获裨益。
母亲节以其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成为一个美国非常流行的节日，不久，人们就在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以及日本举行庆祝活动。但这一胜利对于贾维斯来说，却成为一种痛苦和幻想的破灭。在一次痛彻心肺的恋爱后，她发誓不再结婚，把时间都花在照料失明的姐姐上，她参加主日学校的会议，指导节日的纪念活动。在有生之年，她目睹了本应是虔诚的纪念日，渐渐变成了世俗、商业化的节日，被鲜花商、贺卡公司、糖果制造商、百货商、礼品店和饭店所利用。贾维斯起诉那些从母亲节中牟利的公司，但败诉。在很短的时间内，她耗尽积蓄，失去了家庭。她姐姐去世了，贾维斯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她体弱多病，身无分文，被安置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她的朋友们资助她，直到她1948年在那儿去世，享年84岁。
安娜・贾维斯创立母亲节后的几十年里，纪念活动一直是一个快乐祥和的节日，家人为母亲庆祝，同时也是一种感情重负，使子女回想起与母亲的一些冲突。在整个20世纪，社会和个人对为母之道的态度产生了变化。贾维斯时代的普遍流传的有威力的、和善的母亲这一浪漫形象，被一种意识所取代，这种意识认为完美母性的概念纯属神话，它来自弗洛伊德理论，早期的女权运动和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又强化了这一意识。1942年，菲利浦・维利发表了轰动一时、臭名昭著的畅销书《一代毒蛇》，他无情攻击了他所认为的狂热的母亲崇拜，或曰“母亲主义”。维利言辞过激地评论道，“夸张的母亲崇拜已经完全失控……机器已经剥夺了她的社会功用；时间剥夺了她的生理可能性，使她变得难以操纵；男人给她支票簿，并在得到她一时兴起的照顾后去上班，他们的灵魂深藏不露……如今男人粉饰的相貌就是母亲主义的结果，妇女眼中痛苦和困惑的愤怒也如此。”
在1950年代，《一代毒蛇》常与本杰明・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共同放置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书架上。但是如果说斯波克医生提供给母亲的是积极的强化意识，1950年代那些所谓的论述家庭生活问题的专家却没有做到这点。这些“专家”敦促妇女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孩子，同时却又赞同维利(以及他在厌恶女人的观点上的同路人、1947年畅销书《现代女性：丧失的性》的作者玛丽尼娅・法恩哈姆和菲迪南・伦伯格)的观点，认为母亲是美国大多数社会和心理动乱的根源。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声称，预防从青少年犯罪到蛀牙的每一种社会邪恶是母亲的专职。身为女人怎能不为此感到困惑和愤怒。
表现更坚定自信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女儿中，有许多已经成为工作母亲，面对的是她们自己群体中的“专家”，对她们做母亲的选择和养育孩子的方法提出看法，有支持的，也有指责的。但是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间，中产阶级母亲也从父亲参与养育儿女中获益匪浅。目前对家庭生活重要性的强调，连同逐渐形成的将妇女视为独立个体，而不仅仅是性别角色的意识，促进了母亲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在母亲节、并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祝福母亲的原因。
（本文摘自《女人的一个世纪：从选举权到避孕药》，德博拉・G・费尔德著，姚燕瑾、徐欣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