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1986年初，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场合，一位美国记者问我：“你要担任文化部长吗?”我回答说：“It will be terrible!”(那就太可怕了!)她对我的幽默竟然无反应，不知是由于我的英语太差还是由于别的。
1985年5月我带领一个庞大的作家访问团，去西柏林参加地平线艺术节。回京后，不久，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名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包括高占祥，徐惟诚、贺敬之、艾知生(时新任广播影视部长)、李彦(时为中宣部秘书长或副部长)。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还或有说到一点未必有利于该同志担任此职的因素。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了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
如此这般，说话到了1986年早春，一天下午，我正在其时包容了文化部、《红旗》杂志、文联与作协的沙滩大院的破旧礼堂看新片《美食家》。由于此片的原著是老友陆文夫，我便饶有兴味地观看着。看到一位先生为主人公介绍对象，强调对方长得漂亮，而美食家回应说：“脸子好又不能当菜烧……”我笑了起来，就在此时，一位同志摸着黑找到了我的身边，说是中组部负责同志找我。
当文化部长的事就这样开始正式提出来。我大惊，我虽然参与一些研究讨论，也已经具有一些不俗的头衔，但绝无思想准备去掌管一个部门，我只希望我以一个文艺从业人员的身份去起一些桥梁的作用，进言的作用，提倡健康与理性的作用，缓和可能有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整肃的作用，却从来没有想自己去管，去决策，去负责，去拍板。对于作协，连党组书记我都谢绝了，岂可到货真价实的文化部?
我连连活动起来，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辞谢。我说，我现在创作正在盛期，如果改为行政官员，我太痛苦了，我一辈子就是想写点东西，前边二十多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坏，不能写作，后20年，由于政治处境太好，太受信任和器重，结果也是不能好好地写作，这可真是悲剧啊……
我没有公开说出的是，什么，去当部长?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岂能不陷入凶险的所谓文坛的人际斗争，斗到势不两立，斗到上下皆烦，斗到捶胸顿足，斗到乌烟瘴气……在所谓的《萧斯塔阔维奇回忆录》中，有一段是说萧与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书记谈天，抱怨作曲家协会的会员团结得不好，作曲协书记说：“我们这里还算好的呢，你看看作协，那边，一个作家恨不得把另一个作家生吞下去……”(大意)
而且我已经感觉到，这不决定于主观意愿，你不想斗，人家斗到你的身边，人家的箭镞已经击中了你的咽喉，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能不闻不问吗?你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然后你有你的朋友伙计，他有他的朋友伙计，你们成了山头圈子直到团伙，你们成了小团体的坏头头，你的许多弱点都暴露了，你的许多不优美的心绪都发泄出来了……连你的生理功能细胞品质都可能从而恶化……我不想内斗，我极端害怕内斗，害怕那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人。我说的是不想，一点也不想，倒不是完全不会，越会越不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我找了胡乔木，我找了胡启立，我通过张光年给乔石带了话，请不要考虑我。我大肆活动不是为了跑官而是为了相反――辞谢。这种辞谢的事例不是太多，我知道的还有吉林《作家》主编宗仁发，他辞谢了升一级的可能的职务。还有外文局黄友义，他辞谢了可以从副局级升到正局级的可能，他强调自己毕竟是业务干部。我很佩服他们。
1986年，我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上被有关领导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说他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于是其时协助负责人事组织方面工作的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谈了我的想法，仲勋同志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旁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他没有细说，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也许是我没有听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当然，党的领导人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
此前此话越传越广。我妻子是不赞成我担任领导职务的，她喜欢更本真更自然的生活，她支持我多写东西。我的小女儿说：“爸爸哪像个文化部长啊……”她那时在上高中，对领导有一个她的直觉标准――模式，觉得我不对路。她甚至给部长起了一个代号，就是多咪，多咪，用简谱表示就是13，含意是只有一米三，当然是不长个儿的谐音即不(部)长。我的儿子则认为不妨考虑，这毕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荣耀。
最后与仲勋同志谈话的结果是我只干三年，三年中请中央物色更合适的人选。
我有些难过。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看到作家叶楠，他见我就说：“把你牺牲了……”我知道他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喜之词，至少不全是本意，但我听了仍觉刺激和沮丧。
适逢两会，张贤亮、冯骥才、何士光等到我家来，还有香港《大公报》著名记者叶中敏，非问我有无此事与我的态度。我支支吾吾。结果张贤亮替我回答说，共产党员服从党的决定。这些都刊登在香港报纸上了。
冯骥才则说，他与外国读者接触时，强调的是，王蒙是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我感谢他的说法。
从一个青年团干部变成青年作者，再变成另册分子，再变成“专业作家”，再变成中央委员，再变成内阁成员――文化部长，真的不无辛苦和尴尬，也不是没有“青云直上”的得意。得意之处不在于我当了什么什么，而在于确有一些人，一些熟人，一些同行，为了当这当那简直拼了老命，为了反对某某人当这当那，简直拼了老命。有的哭爹叫娘，有的不惜远走他乡，有的自我宣布，谁谁让他干这个干那个了，其实是死无对证。而我从来不追求这个，不想干这个，拼命辞谢着这个，头衔与使命却频频光顾到我这儿。
冯骥才的爱人小顾说过，王蒙像阿凡提一样地整天开着心，说着笑话，这也成了那也行了。另外一位仁兄，又哭又闹，又叫爹又喊娘，仍然是什么都没成。而张贤亮呢，则像是西部大侠或马贼，打家掠舍，带上女人飞奔。
我有一种失落感，有一种目前挺时髦的叫做自我认同危机，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人呢?
1983年，我就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同时，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我与丁玲访法，作协根本没有告诉我这个邀请，是事后才透露给我的，他们觉得我刚刚任“要职”新职，不宜出国，而改派刘宾雁代我到了法国。1980年是我代刘去了美国，而此次是刘代王去了法国，倒是谁也不欠谁的了。但传出说法，说是法方对我不满，认为我对他们的总统不够尊重。你能说啥?
1986年，我已经被邀是年暑假到洛杉矶一个大学搞系列讲座，谈中国当代文学，一闹成部长，当然也吹了。我的生活方式出国方式都得重新调整，我又要“重新做人”了吗?哪怕再等五年，至少等到我英语过了关!难从人愿，何曾从人愿也!
1986年4月初，我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我正式就任文化部长。
上任之前，作协的班子“欢送”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锲的几句话，他说，他要说几句话以壮行色，在中国想做点事，没有点权怎么行?不必想东想西，就去干吧。最后几句话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回忆起来倒是有点“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味儿。他说的也是实话，心窝子里的话。
我家住虎坊桥，我常常与芳一起到陶然亭一带散步游玩，其时芭蕾舞团、戏曲学院等都在那一带，我知道到了文化部，就要与这些单位打交道，有相当的责任来联系他们的工作了。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我已经在虎坊桥住了3年了，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与自己的近邻芭蕾舞团呀戏曲学院啊发生亲密的接触。我想起了有幸认识的一些艺术家，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知道芭蕾是美的，戏曲是美的，音乐是美的，与陶然亭一样地美。我且悲且惊且喜。我突然对于它们他们她们有了责任有了义务也有了说三道四的权力。我能帮助艺术?我会亵渎艺术?我假装要指挥艺术?还是认真地掌握着规划着安排着当然也要保护着――艺术还有无所不包的文化?我想起了一位老爷子，他是老新四军，听我要去文化部，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
（本文摘自《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定价：3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