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撤退》（以下简称《撤退》）全面反映长江航运全行业在抗战初期承担工业内迁，支持抗战的重大贡献，歌颂了卢作孚、沈仲毅、林继庸、王y等各方负责人和万千长江儿女在极其艰苦、繁重劳动中的英雄业绩；纠正了民生职工回忆录中多项重大史实错误。
书稿出版之前，我把有关章节传给了卢晓蓉小姐，她对“
我在书中没有一句贬卢作孚的话，即使是“虚报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正误》提要用语）我也只是说“与档案记载不符”。对民生提出了诸多重大问题，未作肯定性的评价，期望卢作孚研究专家们去研究。对这部史著，也等待他们的评说。
《正误》一文声称要纠正其史实错误，我没有发现什么史实的错误，只是对史料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对这些分歧提出来讨论，应该欢迎。为此，特作此文，让读者明白真相。
“剩兵工器材近2万吨”，事实如此
宜昌抢运的数量，卢作孚在1943年出版的《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以下简称《事业》）中记述，他在10月23日到达宜昌时，宜昌积存各类器材约9万余吨，经过组织抢运“……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
我在《撤退》中运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否定了卢作孚对上运数量的记述。这份资料是后勤部副司令吴?1938年12月25日在宜昌召开的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上运数量的会议记录。民生公司由童少生参加。记录明确记载了吴副司令的发言：“待运军品器材还有两万吨左右。”这不是事后撰写的回忆录，是记载当天的会议情况，具有无可怀疑的可靠性。
《撤退》运用这条资料时对资料来源，在页下注明了馆名、全宗、卷号及资料标题。而《正误》竟说“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握有档案的黄先生，这时却始终没有举出任何档案为自己的立论作证”。这样掩盖真相就误导了读者，让读者相信宜昌所剩两万吨器材是没有根据的。
接着它就把吴?所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的4旬内共从宜昌运出43000吨（未包括12月间木船运输量）作为依据，说这个材料“清楚说明”“前40天运完6万吨和后20天运完3万吨的军品和民用器材是有合理根据的。”毫无根据地笼统地说“有根据”，也不知根据在何处，同样会误导读者，使他们相信两个月运完了9万吨。
紧接着，《正误》就非常自信地说，黄著所言还剩两万吨兵工器材，“显然是最初待运的9万吨之外后到的货物。因为这两个月各地器材运往宜昌的情况并未终止，再累积两万吨器材也是可能的”。合理的推断也该有个根据。根据何在？武汉在10月23日前轮船全部驶离后，紧接着就是石首河道布雷封锁，连木帆都通不过。大轮在11月开始陆续进川，既无船只、航道又封锁，湘西的兵工厂尚未到第二次搬迁的时间，两万吨从何而来？如果《正误》作者能了解当时军事形势又了解撤运情况，这种脱离实际的推断就不致发生。
至于阶段性成果40天上运数量，我首先详列了11月上运数量（第128页），据测算，共上运29645吨，不到9万吨的113。其中民生上运21000吨，占全部上运量的70%以上。40天中，卢作孚在1950年一次业务会上说：“那40天实际运的是26000吨。”而《事业》一文说上运9万吨的2/3,应为6万吨。则民生运量仅占43.3%，民生是进川运输主力，它的运量所占全部上运量的比例，不可能在10天之内由70%以上突然下降至43.3%，因此可以判断，6万吨显然是夸大了。对此我以商讨的口气，在《撤退》中说：“‘实际’两个字，似有改正过去所说40天运出213（相当6万吨）的意思。”卢作孚在业务会上这段话，确如《正误》所说：无改正旧说的意思。但这个26000吨，客观上就起到了改正旧说的作用。推测可能不确，但商讨还是应该允许的。对于我的商讨，竟说我“实在有点不择手段”。商讨不应被认为是不择手段，卢作孚的问题不是不允许商讨的。
9万吨器材撤离宜昌的时间不是两个月，而是5个多月。11月只运出2万9千多吨，12月还有6万多吨，而12月10日后枯水期来到，大轮停航，运完6万多吨根本不可能，于是卢作孚与兵工署商订了“第二期兵工器材运输计划”，时间从12月11日到1939年3月10日。到3月初，宜昌还有一万吨器材，宜昌积压器材运完的时间约在4月初。
我在“后记”中记述了发现卢作孚指挥宜昌抢运资料的过程。开头说：“没有一份档案资料能说明卢作孚在宜昌亲自指挥。”(仅指档案资料)只有《事业》一文，记述了卢作孚在宜昌工作经过。过去多少作者都是根据这一文选资料各自发挥。没有档案资料，是我掌握资料的实况，令人吃惊的是，《正误》作者怎么能理解成我“坚持认为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期间根本没去过宜昌”。这两句话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怎么能划等号？我在此前的第二节，第一句话就是“武汉撤退前夕，卢作孚离开武汉到达宜昌”，（103页）文中“坚持认为”、“根本”等结论性语言不知根据哪些史实得出的？《正误》接着又说：“可见黄先生此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已在何等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撰述。”偏见是什么？我何处受了影响？往下看，才发现《正误》真意所在：
作者有了这个“发现”，原来是件好事，可惜并未以此为契机，认真钻研史料，真实再现这场名扬中外的成功大撤退的历史原貌，却仍然让偏见在书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黄著竟抓住一些战时统计资料的缺漏和误差做文章，对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甚至对卢作孚的诚信，提出难以成立的“质疑”。
原来文章的真意是，要我写了卢作孚亲自指挥的实况以后，进而否定12月底宜昌还剩2万吨货的结论。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秉笔直书，不能隐瞒真相。当年的会议记录明确记载，抢运两个月还剩近2万吨，对此已无“疑”可“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而是应该冷静面对。需要研究的，应是如何认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我觉得卢作孚虚报运量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了使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上更了解民生，树立更佳形象，以求财政补贴，摆脱亏损的煎熬。这种做法是亏损逼出来的，应予谅解。它无损于卢作孚的形象。
卢作孚决策迟缓导致器材积压的问题不值得思考吗？
《撤退》第五章第三节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卢作孚为什么迟迟不增派船舶开辟短途航线，而要等到武汉失陷、他到达宜昌后才采取这一措施？此实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06页）令人吃惊的是，卢文竟说“黄著却硬要无中生有，认为此实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6段）首先看是不是我无中生有。卢作孚10月初提开辟短途航线，但一直到11月1日开始执行。如果卢作孚10月初积极准备，10月10日后即可开辟宜巴（东）、宜巫（山）等短途航线。推迟了20天，丧失了20天中水位时间就是推迟运出1.5万吨。
实际上，卢作孚提出开辟短途航线的时间已经很迟了。9月29日武汉最后一道屏障湖北田家镇要塞失守，武汉无险可守。而当时宜昌积压器材数量，8月以后即以每月一万吨之速度上升。9月16日，42250吨；到11月4日已高达82587吨。这是由于卢作孚一直未开辟短途航线，造成的严重局面。如果日军攻陷武汉西攻宜昌，我们的工业设备将遭受惨重损失，（1940年日军过襄河攻下宜昌，仅12天）在9月开始实行，利用长江中洪水位的黄金季节，宜昌器材可迅速疏运，武汉失守后之宜昌撤运，不致出现如此紧张的场面。
从以上情况看，卢作孚决策迟缓，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硬要无中生有”？面对这样一个事关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不值得思考吗？
其实这个问题才是卢作孚八年抗战中最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当时卢作孚不是不了解形势，他突然改变原意，推迟抢运时间，一定有他的深谋远虑，只是我们一时还不理解。《撤退》给卢作孚的研究专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研究课题，努力去思考吧！
是“顾全大局”还是为民生小局？
大撤退期间，中下游船舶避难进川，将选择合适的航线经营，以维持生计。卢作孚为了保护民生利益，提出渝合（川）、渝涪（陵）两条航线专营。不允许其他公司船舶航行。航线属航政局管辖。汉口航政局长王y反对卢作孚主张并向交通部“签呈批驳”。卢次长找王y谈话，仍遭王y拒绝。10月8日，卢作孚提出在渝合线安排8艘，渝涪线安排4艘航轮经营。这一举措，郑璧成称赞为“塞满各航线之计”。民生的船把航线塞满了，“外面虽有船来，也无可竞争”。外来船员生活困难怎么办，从交通部次长的角度他当然可以设法以“救济办法”解决之。五天以后，他又提出新举措：“……可航行者，可租与民生，使在整个调配之下。加强运转力量，万不可有竞争之举，使皆无生存余地……”外省船舶进川后租给民生，就是排斥他们参与经营，这是无需辩解的事实；避难船的船东和船员都属难民，他们参与经营，能混一口饭吃已不错了，哪里是想与民生竞争？怎么可能使民生“无生存余地”？卢作孚并不是不知作为部长应该从全行业的大局出发，但是他对民生利益丝毫不放松。
王y为处理专营案，特组织航线调查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渝合渝涪两线，一年以内定期客货班由民生担任，不定期船各公司均得经营。交通部长张嘉?的批文赞赏处理方案“颇费苦心”。《正误》说：“作为王y上级的卢作孚没有坚持己见，而是听从了汉口航政局的决定。”实际上，卢是不得已而执行交通部的批示。在交通部的批文下达后，卢作孚手下四大将郑璧成、童少生、（在宜昌）李邦典、彭瑞成联名上书张嘉?，坚持要求专营，遭张部长的拒绝。至于卢次长的办法“顾全大局”，还是张部长批准的王y提出的办法“顾全大局”。读者自可一目了然。
对于一个已被历史否定的专营方案，到今天还认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营理念和高尚情操”，不知什么原因。
谈到卢作孚与王y的关系，建造木船的数量是237艘，卢文夸大为2000艘。对建造改良木船，说是卢作孚做出的决定，没有根据，因此说民生不害怕竞争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更是无从谈起。如果说竞争，木船怎么能与现代化的轮船竞争。抗战初期，民生承受不了运输任务，才把木船请进川江，大量四川支流民生的船又进不去，扯不上竞争的问题。
卢作孚亲自过问，民生合作企业迁运较为顺利
民营厂矿西迁过程中，我认为：“与民生实现投资合作的企业，总体来说，其西迁入川较为顺利。”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这个判断后面不应衍生出：“没有与民生投资合作，西迁入川就不顺利。”对民企西迁民生都很重视。但是，其顺利程度，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要看机会。一般来说，运力充裕、私下议定的运价较高的，即使不属合作企业，也会积极作出安排。兵工器材积压多，运力紧张，即使是合作企业，也会停滞。
选择中福等四家企业合作，对后方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他们的迁运，给予较好的条件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人给他扣“全抱营业主义”的帽子。也没有必要去找一些材料，说明对迁运各厂一视同仁。
对民营厂矿上迁的重视
1938年6月7日下午3时30分，军政部根据蒋介石命令召开讨论军公物资抢运问题会议，卢作孚参加。会议议决的结果，长江中上游运输吨位全部被各家军事物资单位占有。商货，迁厂物资停运。卢作孚开完会后，立即电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要他：
速将存宜包装之伙提前赶运，豫丰厂货盼亦速陆续运渝。
6月12日，卢作孚又电李肇基：
民营迁厂器材存宜昌尚不少，弟意未奉命停运之前，请即设法逐日运出若干。
卢作孚利用停运其他物资命令下达之前的短暂间隙时间，紧急部署迁厂物资的赶运，可见其对迁厂物资之重视。中福迁运受到卢作孚的特别关注
与中福的合作与迁运过程，《正误》以孙越崎在1985年12月写的事过47年后的回忆录来否定卢作孚的书信原件，颠倒了是非。卢作孚于1938年6月12日致康心如等3人的信中说：
弟乃商之于经济部翁部长，以与北川、天府合作，得其赞同，先投资75万，北川、天府亦共同投资75万，共成150万之资本。如此，则财力、物力、人力皆得极大之帮助，诚为不可失之机会也。……（该信已由卢国纶在《武汉文史资料》上发表）
这封信说明卢作孚早有谋划，主动出击，反映了一个经理人善于抓住商机的经营才能。这个过程，我在书中写的很清楚（第252页）。不知为什么非要把它写成：“孙越崎主动提出与民生公司下属企业天府煤矿合作，得到卢作孚的首肯。”
主动精神是一种优秀品质。不应把卢作孚的这种精神抹去。
《正误》说卢作孚在坐镇宜昌指挥抢运期间“克己奉公”未便先运中福的器材，即《撤退》记载的由湘潭转到宜昌的上千吨器材。对这批器材，卢作孚在宜昌抢运紧张之际，亲自分配，将中福、大鑫等合作企业的器材优先运出，11月3日到22日，从宜昌到达奉节的船，装出中福、大鑫迁厂器材410.5吨，其中中福器材为337.5吨，11月22日才开始发送兵工器材去奉节。中福器材优于兵工器材（123、148页）。12月2日前，中福千吨器材全部到达奉节、巫山、巴东，孙越崎于12月2日特函民生表示谢意。
《正误》对我所记迁运情况只字不提，而运用孙越崎的回忆说：“没有想到卢作孚在‘坐镇宜昌，亲自调度督运’期间，却‘审时度势，克己奉公，……未便先运中福公司的器材’，……可见黄著所言中福公司因为与民生公司合作而率先被安排运输，是多么违背事实。”现在看看，是谁“多么违背事实”？
周恒顺西迁重庆 卢作孚一箭双雕
卢作孚对恒顺厂内迁的条件，除了要和周恒顺合作外，更要恒顺厂主持人周仲宣之子周茂柏到民生厂当厂长。（周茂柏是留德的技术与管理专家，在资源委员会任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恒顺如同意，民生负责把恒顺设备运往重庆。
我记述周仲宣对民生协助迁运的条件不满，认为卢作孚是“乘人之危，虽心怀不满，但为了保存财产，也只好同意”。周仲宣的评语，符合周的身份和性格，否定不了的。
《正误》说“周茂柏后来被卢作孚诚聘为民生机器厂厂长”，错了？是首先把周茂柏搞定后，才对合作办厂进行实质性商谈的。（264、265页）
为延揽周进厂，卢作孚费尽心力，在武汉卢作孚向翁文灏提出要求。翁文灏开始不同意，并立即通知钱云黎召见周茂柏，提出“政府正需人之际，万不可离去，况且飞机马达制造厂尚未完成，尤不能中途离去”。卢作孚不顾政府的需要,坚持不断做周的工作，周氏家族为了恒顺能早日迁川，赞成茂柏去民生。翁文灏也松了口，于是周茂柏到了民生厂，并发挥了他的技术与组织指挥才能，使“得病过深”的民生厂面目一新，为民生提供了大量运力。
《正误》说：“如果民生公司只顾私利，会取得这样的成效吗。”飞机马达厂对我国尚未诞生的航空工业，多么重要！民生公司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把周茂柏挖来，才解决了民生厂问题，才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周茂柏9月到民生厂后，10月即开始合作商谈。卢作孚10月间发郑璧成函：
恒顺厂合作事，盼与茂柏商定，并将存宜之器材详开宜昌，函少生兄设法提前助运到渝，赶工安装。如可助民生担任一部份修造工作，则更应提前办理此事。
10月11日晚间，郑璧成函卢作孚：恒顺现在宜昌机器一百五十吨，材料一百八九十吨，民生速即设法运川。
11月8日宜昌抢运极为紧张。卢作孚对恒顺迁运问题，在郑璧成的来函上有如下批示：
“虑来不及抢运，待一周后斟酌情况决定”。
恒顺厂器材在宜昌停滞了半年后，由于周茂柏进民生厂及恒顺同意合作,在宜昌抢运期间由卢作孚亲自安排启运。
11月间，武昌裕华纱厂请民生协助运器材进川。民生业务处副经理杨成质答：“恒顺与本公司合作，民生已派专船运输，你公司可否与我合作。”可见，与恒顺合作成功，已被作为经验推广。（237页）
综上所述，与民生合作的企业，“西迁入川较为顺利”这句话符合事实，无可指责。对这件事也无须大惊小怪。商人没有心计，不抓住时机，不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在商战中取胜吗？卢作孚与这四家企业实现合作是巨大成功，满足了大后方经济需要，又解决了修船困难，为民生赚了一把，为民生渡过战时经济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民生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领导人责无旁贷的重大职责，对民生史与卢作孚研究中，有的人避讳谈谋取经济利益，只谈为社会服务，是一大偏差。应该转变观念，理直气壮地，研究民生获取利润与节约开支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