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记忆写下来，把脑海中飘浮不定的碎片整理拼贴成图。哪些是重要的？记住的都是重要的吗？还是存在着黑洞，用强力把不想记住的都吞噬掉了？
最初的记忆：砰、砰，足球踢到简易房木板墙上的声音，屋外欢
还有继父的咳嗽声，那是几年以后了。先是压低了的，接着越来越剧烈，像生锈的门合叶般刺耳，慢慢又间歇下来，低下来，直到下一轮发作向他袭来，直到他最后去世。那是1965年，结核杆菌侵蚀了他的肺，在最后一段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他很少有快乐可言。
我的继父是个寡言而镇静的人。他的病是从战争中带回来的。头几年，他在被老百姓称为“托米”的英国占领军那里工作，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只记得他带回来的白面包和咸牛肉，大概是小偷小摸得来的。我们总觉得饿。很多德国人肯定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的继父保尔・福塞勒有几个兄弟，其中一个在克鲁伯的工厂做铣工，他有一辆Zuendapp250型摩托车。他和夫人有时来我家做客，他们是家庭里的富人。财富是相对的，但能提高人的身价，一个好的职业也同样，我把这些记在了心中。
保尔・福塞勒可能是个关心政治的人。但我从没和他谈过政治，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后来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个肺病疗养院。但我记得，“小岛居民”――柏林的一个广播讽刺剧团的节目，他从不错过。这个团的主题歌至今回响在我耳边：
“小岛居民不惊慌，小岛居民不装样，小岛居民坚持自己的希望，小岛重变美丽的大陆家乡，啊，那该多棒！”
当时我对这首歌的意义根本不懂，更不会想到，歌词所表达的希望会在我从政时期成为现实。当时我还没有要当政治家的愿望，但也不想当商人，村里的人蔑视地称他们为“小伙计”，但最后还是走了这条路。我应该、也愿意找个“好一点”的差事干，在我们家，能到邮局或铁路谋个职就是好一点的差事了，要是这个做不到，随便当个职员或工人也行。
上到国民学校八年级时，我去参加了德国联邦铁路的招工考试，没通过。理论难不倒我，但实践部分不行，说我的手不会干活儿。这当然不是政治评价。当我向现任联邦铁路总裁哈特穆特・梅朵恩讲起这件往事时，他没有表示同情，而是不无讽刺地说，这不更好吗？这样他少了一个现任职位的竞争者。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大姐贡希尔德多年来一直在照顾母亲。只要她允许，我也尽力帮忙。
我的同母异父弟弟洛塔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牺牲品。他失去了在一家木材公司当程序员的工作，本来在那儿干得好好的。后来他没能再找到其他工作，成了长期失业者，很多人和他命运相同。他哥哥的知名度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想通过我的职位得到些好处，我理解。当他落到一群没有良知，自称是文化中介的商家手里，让他来写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不得不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我的妹妹海德罗泽先是在莱姆哥的一家鞋店当售货员，我也在那儿的奥古斯特・勃兰特综合商店当过学徒。后来她又继续进修提高，如今仍然从商。她婚后生育、抚养大了两个儿子，他们都上了大学。
另一个妹妹伊尔泽学的社会教育学。她有时参加些政治活动，是单亲母亲协会的成员，也是我领导的政府推行的税收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她成功地说服了一生只选社民党，从没选过别人的母亲，在一次地方选举中投了绿党的票。我们家的人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不低，有时也不太好相处，包括我在内。
我很想再多写一点有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在贝克斯滕一起度过的日子。但我讲不出什么丰富多彩，紧张冒险的事情，就连相互间的恶作剧也没有。当然我们感到相互负有的责任，这里主要是大姐和我对其他三个弟弟妹妹负有的责任。但年龄差距也使我们没有可能一起胡闹，生活境遇很早就教会我们要考虑和照顾别人。
在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过程中，我一再问自己，我那惊人的升迁在家庭出身方面可以找到哪些原因和背景呢？我有自信，建立在实际成绩之上的自信，也始终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感到意外和欣喜。
我反复这样想着，又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回忆战后最初的岁月时，我发现的不是我的磨难，而主要是母亲的。磨难以奇怪的方式远离了我们。时事艰辛，但我们，出自两次婚姻的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
图片说明：施罗德欣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赠送的云锦 摄影／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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