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美国还深陷衰退之中，一天乔治・吉尔德参加了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会上几乎所有人都预测经济将停滞或者崩溃。会议之后，吉尔德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朋友凯利，凯利曾跌跌撞撞地将他的小纸厂带进了计算机时代，转而
当时的凯利正面带笑容，吉尔德问他：“难道不知道一场大萧条将要来临吗？”凯利回答：“如果这就是大萧条，那就让它更萧条些吧。”因为对凯利来说，所谓的萧条就是自己公司的订单如此之多，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
吉尔德把凯利的微笑当成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更好的指针，比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听到的所有数据都更具说服力。不是滞后的资本结构和萧条的生产能力的数据，而是企业家创造并管理着的才是真正的经济。
由凯利的笑容，吉尔德预见了计算机时代的来临，而他在1984年出版的《重获企业精神》一书，则定义了迎接所有新时代所必须的要素：维护企业家的财富，维护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
吉尔德在《重获企业精神》一书上表现的并不像一个“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而更像是一个商业记者，通过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场景来讲述“企业之魂”。
从农场拓荒者辛普洛特，到寻找石油的马斯特斯，从福特汽车到IBM，从德州仪器到日本的本田、索尼，正是企业家的开拓精神创造了财富。当然，还有迈阿密的古巴移民，他们的集体场景让人惊叹，在仅仅30年内就创造了美国的一项奇迹，使他们的新家园成为一个经济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社区。
吉尔德通过大量搜集资料和访谈来试图证明一点：企业家必须被允许保有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因为只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才可能知道如何在世界成百上千万的现有企业和新事业的前景中，将财富给谁，以及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财富。
《重获企业精神》是不容易过时的作品，也许在某个时期它不合潮流，但事隔一段它还会时兴起来，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我们总会不断犯错的问题：究竟要如何对待企业家。
吉尔德不欣赏“钻进一大堆的经济数据中，将财富的增加看成是缓慢地向上增长的过程”，也不坚持“可以通过工人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与设备的缓慢更新实现财富的增长，并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力资本’得到持续发展”。他坚信，所有这些增长的途径，都无法比拟企业家以新观念和新技术开办的新企业所起的作用。
“经济增长的关键其实很简单：有创造力的人拥有了资金”，按照一样的逻辑，“经济停滞的原因也一样的简单：富于创造力的人的资金被剥夺了”。吉尔德的药方是典型的“供给学派”药方：减税。“为了扭转经济衰退，国家需要改变政策，唤起人们的创业激情，个人必须被允许积累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并可用于经济的发展中去”。
减税的长期增长意义也许还值得商榷，但吉尔德对刺激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的主张却有着更长远的意义。吉尔德认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大大高估了物质资本形成和其他经济活动量化指标的重要性，严重低估了开创性创造所具有的决定性、根本性作用，“盛行的资本主义理论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资本家的完全不信任和缺乏理解”。
对吉尔德来说，创业不仅仅代表着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地，创业是一种对自由和自治的追求，它鼓舞着人们大胆地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鼓舞人们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才能、精力和聪明才智来改善大众的物质福利，同时也引导人们从事其他社会工作。
读《重获企业精神》，在当前的中国有现实意义。细心的人都会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上要求共同富裕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追求社会和谐是一个最终目标，但是，究竟要如何看待控制了更多社会财富的企业家，我们才能维护好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和谐呢？吉尔德的声音是值得倾听的。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经济一段时间增长，一段时间停滞，而其间社会对企业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但是，每当一个社会开始怀疑企业家时，它的经济表示往往接着就出问题，而吉尔德“重获企业精神”的要求又会重现。
经济增长需要光合作用，“创造财富的过程成为挣取更多财富的最佳教育方式”，“只有当利润和企业家知识共同增长时，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一般而言，只有当创造财富的人能够有效控制财富本身，它才能不断增长”。没有了这样的光合作用，经济必将衰退。
《重获企业精神》（原书第二版），乔治・吉尔德著，林民旺，李翠英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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