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从容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街头，背后是乔伊斯的雕像。
《芬尼根的守灵》的著名开篇
河水流淌，经过亚当与夏娃教堂，从凸出的河岸，到凹进的海湾，沿着宽敞的循环大道，把我们带回Howth堡和郊外。
特里斯丹先生，爱的提琴手，穿越狭窄的海，还没有从朝向欧洲次大陆的嶙峋地峡北布列塔尼，来到这里指挥发动他的半岛战争/笔战/性战；奥克尼溪边顶级锯工的珠宝也没有一直成倍增加它们的数目，成为劳伦斯郡的非吉普赛人的财产；一个声音也没有从远方喊叫着‘是我，是我’来给帕特里克施洗；小山羊皮还没有装扮成毫不在意的老伊萨卡，虽然不久就会如此；双胞姐妹也还未对两位一体的纳丹和约瑟极为愤怒，尽管瓦内萨美的无可挑剔。 戴从容译
清秀文静的戴小姐应该去做侦探，大侦探。
“一个简单的小盗窃案不会引起福尔摩斯的兴趣，越是惊天大盗，越锻炼一个人的智力。”戴从容说。
大约十年前，她选择了20世纪文学史上最晦涩难解的作品，一头扎进去，近十年艰难探秘，却也自得其乐。
2007年1月，这一场文学历险初战告捷，戴从容著《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前，戴博士与《中华读书报》记者做了一番长谈，述及她解读天书的十年历程，以及一个青年“乔学家”交织着喜悦与孤独的生活。
娃娃的文本裤子和语词迷宫
《芬尼根的守灵》是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也是最为晦涩的一部小说。
小说完成于1939年，分为四书，主体故事非常简单，即都柏林酒馆老板叶尔委克一家子的一夜惊梦，但情节、人物和文体均十分混乱，语言亦极晦涩。乔伊斯使用了全部的欧洲语言，加上中文、日文乃至梵语，计50种语言。书中6万余词，作者自造的、在任何字典中都查不到的单词，便占去近一半――在此书第一页，你便会赫然见到一个由100个字母组成的超级单词。阅读起来自然障碍重重，似乎每词背后，都深藏着多义的陷阱，又似乎每一个情节，都将你导向迷宫中的死路。
身陷迷宫，处处皆谜。戴从容有个两岁大的儿子，有一天，她突然注意到小家伙的裤子上，竟然横七竖八地印满了大段大段的英文，似乎是从什么文章中截取的，但没头没尾，也没有断句，还有许多拼错的单词。
不知不觉中，戴从容盯着这条“后现代文本”的裤子出了神，努力揣测着它由多少个词语组成，或者原本可能是哪些词，就像她在解读《芬尼根的守灵》时一样。
“后来我也觉得好笑，但是回过头来，竟然觉得那裤子充满了文字的神秘。”戴从容说，“我不由自主地揣测布料设计者的意图，揣测这些段落究竟是截取的，还是他自己写的。如果是截取的，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错字？如果是他自己写的，为什么不查查字典？我甚至想，他会不会也和乔伊斯一样，因为发现了文字游戏的快乐，才故意拼出这么多的错字？”
她那时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把文字当作工具这一实用层面，真正开始体会文字本身的魅力。
利菲河边天书会
问世70年来，《芬尼根的守灵》一直引动着众多作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研读狂热。对《守灵》的解读，亦是所谓“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捧者称颂此书涵盖了人类全部的历史，甚至自成宇宙。但不管怎样，它绝非乔伊斯心血来潮时捉弄世人的文字游戏，而是筹谋已久，野心勃勃的文学巨制，由《都柏林人》始，经《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可见乔伊斯艺术追求的清晰线路，到历17年苦行而写成的《芬尼根的守灵》，终于成就了戴博士所称的“自由之书”。
2004年，戴从容去都柏林参加“第19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学术研讨会”。会上安排了中午的“《芬尼根的守灵》阅读小组”，如果参加，就没有吃午餐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带了点心，一边吃，一边讨论。大家把桌子围成一个圈，个个都像小孩子准备开始做游戏时那样亲密，兴致勃勃。组织者读上一段，大家就这段任意发言，完全不是中国学者习惯的那样谈整体感受，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你一句我一句，猜测其中某个字的含义，这个字里可能还包含着什么别的意思，或者这个字可能是哪个字。
“当时我还不习惯这种研究方式，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守灵》的研究境界，因为这种猜谜、解谜就是《守灵》的研究境界。如果今天再和他们在一起，我肯定会加入进去，兴致勃勃地一起去猜的。”戴从容说。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她第一次看见了利菲河。“它不在都柏林市中心，周围人不多，很安静，阳光明媚，激动交织着平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乔伊斯的人来说，看到利菲河是不可能不激动的。”她说，“通过乔伊斯，利菲河已经成了我魂牵梦萦的河。我知道利菲河承载着多么丰富的历史，所以，看着利菲河平静流淌，真让我想起乔伊斯对女性的描绘，‘她是大地，幽暗神秘，没有定形，充满母性，月光使她美丽，隐约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能’”。
利菲河的两岸堤坝上有着不同的水印，这是潮汐造成的，让她直觉地感到，面向利菲河的时候也在面向大海。看到河上的海鸥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她是苏州人，而眼前的利菲河与苏州的小桥流水截然不同。“这是一种面向大海的博大，你觉得自己的胸怀是敞开的，在迎向海风。所以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最后，让利菲河流向了大海。”
戴从容说：“我完全明白了这种感觉。”
震惊与狂喜
1944年6月，34岁的萧乾丢下了正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攻读的学位，告别了正在研究的意识流小说，以及“啃了”半部的《芬尼根的守灵》，重操旧业，当随军记者去了。
他再度重拾乔伊斯时，已是半个世纪之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芜和磨难，他与夫人文洁若开始投入《尤利西斯》的翻译，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用了老夫妻整整八年的时光。等到《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终于出版，老人家一再感叹它实乃“天书”也。
如果《尤利西斯》是天书，那么《守灵》又是什么？
“我觉得从难度上说，天书已经是书之极致了，我想不出比天书更难的对应物了，只能说《芬尼根的守灵》才是真正的天书吧。”戴从容说，“从境界上说，我觉得《芬尼根的守灵》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境界。《守灵》那种开阔的视野，那种展翅翱翔的自由，人走进去，就可以说走进了庄子笔下的大鹏、‘至人’的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乎游于无穷’。这种境界，‘蜩与学鸠’是想像不出来的，普通人也是想像不出来的。原先读庄子，我觉得他在吹牛，根本没有这种境界，现在读《守灵》，我很惊异，竟然真的有人用文学创造出了这种大象无形的境界。”
《自由之书》的著与译，耗去戴从容近十年之功，无疑是到目前为止中文学者在解读《守灵》一事上所做的最大努力。此前，她一直在研究萨义德和后殖民理论。然而在学术圈外，很多读者是通过她翻译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里迪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一书而认识她的。比起《芬尼根的守灵》，那是一本十分触及现实问题的小册子。
戴从容最早读乔伊斯，并非因为喜欢上了《芬尼根的守灵》。她说，这本书太难了，没有人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兴趣。而之所以爱上乔伊斯，是读《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的中译本。
“读《尤利西斯》，只是因为它翻译过来了，作为英国文学的研究者，无疑得去读一下。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读过之后，却发现自己忘不了了，于是决心研究乔伊斯。”戴从容说。
到了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她在陈思和教授的鼓励下，开始专门研读《芬尼根的守灵》。“一开始读，完全是为研究而研究，并没有什么目的。哪怕读完之后依然记不住细节和情节，却有一种震惊和狂喜，就好像一个看惯了小河的人突然看见了大海。”她说。
她在开题报告中描述了这种狂喜：“在《芬尼根的守灵》中，一切传统的艺术规范都被打破，读者被带到一个混乱而又庞杂的世界，有的评论者因此认为《芬尼根的守灵》是乔伊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我认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与《芬尼根的守灵》的关系，类似园林与大自然的关系。当把艺术作品视为一种人工制品时，我们习惯于欣赏一部作品的精美和谐，而大自然则丰富驳杂，没有统一的主题，但各成分之间息息相关，又包含无穷无尽的变化。园林是让人欣赏它的精美，大自然则让人震惊。我认为这种震惊，这种进入一个远比自己的既有世界更为博大的世界的感觉，是《芬尼根的守灵》这类艺术带给人们的审美贡献。”
孤独的乔学家
在戴从容带着震惊和狂喜叩开迷宫大门之前，国内对《芬尼根的守灵》的研究尚处开始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维屏曾在《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述及了它的内容、人物关系，以及语言革新。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也在论文《哲学与科学语境中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里，分析了它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借鉴，但两位学者都尚未对这本天书展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于是，戴从容决定投身其中，做一个乔学家。
“英文里叫JoyceIndustry。”戴从容说，“我觉得Industry这个词传神透了，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且是一个大工业，一个产业。”
至少在欧洲，乔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其中不仅包括那些研究乔伊斯作品的学者，还包括他们通过课堂、讲座、书籍对乔伊斯的传播，各种乔伊斯研究机构、中心、网站、期刊、展览、纪念馆，以及电影、绘画和音乐等的改编和再创造。而在每年6月16日的“布卢姆日”，世界很多地方都会举行相关的纪念和学术活动。
《自由之书》的后半部分，是戴从容对《芬尼根的守灵》的选译。目前，她正在努力译出全书，尽管还不知道这会用去她多少年。
她已经跨入了乔学家的行列，甚至吃饭、走路，都在计较着乔伊斯的字谜。然而，这又是一个注定孤独的乔学家。她从《守灵》中读出了“孙逸仙”、“帝汶海”和“横滨”这样的中文词汇，但有时又会胡思乱想，不知道自己对乔伊斯的迷恋和投入，会有几个人真的感兴趣？而她的倾力研究，对身边忙忙碌碌谋生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这已近似一种贵族活动，如果没有她任教的复旦大学的支持，离开了学校，又该如何维持生计？
想着想着，她一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做这个研究最大的感觉就是寂寞。”等到平静下来，戴从容说，“我会本能地告诫自己，学术研究跟着风尚走，只会变得肤浅，在时间之河里留不下自己的脚印。还是做自己的吧，不要羡慕别人。”
中文读者指南
并非所有人都对乔伊斯敬若神明。三年前，爱尔兰作家、1993布克奖得主罗迪・道尔（Roddy Doyle）便公开抨击了这位至高无上的前辈。
“人们总是把《尤利西斯》归入史上十佳图书之列，但我怀疑这些人中可有一位曾为之感动，”道尔说，“我只读了三页《芬尼根的守灵》，便生出浪费时间的恶感。”
对此，戴从容却有另一番解读。“《守灵》不仅对中文读者存在着文化障碍和阅读上的不习惯，对英文读者同样如此。”她说，“这也是中文读者的一个有利之处，即我们和国外那些没有乔伊斯研究背景的人，处在相距不远的起跑线上。”
那么，中文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跨越语言、文化和阅读习惯之间的天然界限，去尽可能地接近《守灵》，并体会到那种独特的魅力呢？
戴博士说，就文化来说，当然，了解越多的基督教文化、爱尔兰文化和传说，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就越对理解这部作品有帮助。阅读乔伊斯的后期作品，都需要比较广博的知识――乔伊斯是个喜欢旁征博引的人。不过这不是《守灵》特别要求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要求读者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背景。
“《守灵》特别要求的，我想，首先是要习惯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形式实验和语言革命。《守灵》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当时的欧美作家们中，已经出现了文字革命和形式革命的潮流。”她说，“至于阅读习惯，我想没有任何人，无论他是否说英语，会习惯于坐下来，猜整整628页的谜。这确实是一种挑战。”
戴从容说，当初，《守灵》是她花费最长时间读完的一本书，读的时候常常会绝望地想放弃。“因为你花了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有读完仅仅一本书，更不要说去看它的研究资料了。而这个时候，如果读其他的书，你会已经读了好几本，可以用自己读到的东西去和别人吹牛了。”
一开始，她以为这是因为非英语母语造成的，直到后来看到一个英语研究者说，读完《守灵》得花1000个小时，这才找到心理平衡：原来大家都得这样啊。
戴从容提醒我们，阅读《守灵》时，从开始就必须放弃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文学模式，不能用从托尔斯泰或鲁迅那里得来的文学模式去套《守灵》。如果这样，你就会觉得《守灵》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成见，就很难进去了。对于《守灵》，必须打开自己，让它影响你。不要希求读到“他人即地狱”似的警句，乔伊斯不是提供心灵鸡汤的人。要读完全书，让它从整体上改变你对文字、语言、文学，以及人生的既有看法。
至于语言，她说，这确实是最难超越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守灵》是不可译的，戴从容本来也这样想，但后来觉得不去翻译，丝毫无助于中国读者对作品和乔伊斯本人的了解。
“不过，”她说，“即便《守灵》的译本出来，我依然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文，哪怕只是去瞥一眼，获得一下总体印象，明白《守灵》在语言上与其他作品有着怎样的不同。要做到这一点，在网络化的今天一点也不难。在互联网上，《守灵》的原文非常多，也非常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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