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潘凯雄先生今年在《文汇报》的“书缘”专刊上开了个“终审札记”专栏，很令同行瞩目。或可以说，专栏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经他终审而出版的新书（大都为长篇小说）的第一篇实话实说式的书评。这是一个显现编辑家胆识的活路，不练就一番真功夫是玩不得的。
他新近的一篇“终审札记”，是《关
作为一个当了二三十年文学编辑的人，我每当看到同行朋友有优秀作品问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觉得是替我们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者争了一口气。说实在的，在文学编辑岗位上干久了，都难免会遭到“眼高手低”之类的质疑或讥讽，在一旦出了名的作家面前仿佛矮了一截似的。有感于此，我有一位同行朋友，干脆就在名片上印上了“一流编辑，末流作家”八个字，作为一种挡箭牌，加以自我防卫。
其实，要真正成为一流的文学编辑，并不比成为一流作家容易。要当好编辑，首先就得眼高，一部稿子到手，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包括作品的优劣和市场前景）。尤其是名社名刊，来稿量很大，编辑必须有沙里淘金的本事，不然，万一看走了眼，就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如王蒙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就曾以自责的口吻感叹，有年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麦客》，就是遭《人民文学》一位编辑退稿后，作者改投《当代》才得以发表的。再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曾被几家出版社退过稿，直到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脚印手里，才得以出版，并一炮打响，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可见，对于作家（尤其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来说，能碰到一个慧眼识珠的一流编辑，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由此而大步走向辉煌。
那么，编辑怎样才能生出一双慧眼呢?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拿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的文学编辑来说，每年的阅稿量，少说也得一二十部，五六百万字。如果是负责终审，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每年都在五六十部书稿以上，达一两千万字之多。有比较才有鉴别，从几部以至几十部书稿中，比照已有定评的名著或经典作品，认真地进行反复筛选，就不难发现比较优秀以至出类拔萃、标新立异的作品来。前不久，我与作家出版社恢复建制后的首任总编辑江晓天聊起他的编辑生涯时，他就备感欣慰地说：“我当文学编辑几十年，没有错看过一部作品。”确实，他在同行们的眼中，就是一个别具慧眼的编辑大家，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文学编辑室主任，曾抓出了“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等一批在全国叫得很响的好作品。1961年，他在反右倾运动中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背着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接下了给“摘帽右派”姚雪垠的《李自成》当责编的难活儿。为了编好这部书稿，他既反复查阅明史，请教吴晗、李文治、阿英等名家，又研究《水浒》、《布加乔夫》、《斯巴达克斯》等描写农民起义的中外名著，才严肃认真、大胆细致地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编辑加工和修改润色工作。1963年秋，《李自成》第一卷顺利出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文革”中，又是他向处境困难的姚雪垠提出了上书毛主席的建议，毛主席做出了“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的批示，使《李自成》（第一卷）成了毛主席唯一看过并加以赞赏的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像江晓天这样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把书稿的命运辨析得了了分明的编辑，怎能不令作家和广大热心读者钦佩和感激呢？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编辑在扶植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倾注巨大热情和心血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编辑向作者提出一个修改作品的好点子，往往是四两拨千斤，能起到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以至起死回生的作用。但是，也有些自恃很高的作者，不但根本听不进编辑中肯的意见，而且还会不悦地说：“你懂什么？有本事你写一部给我看看！”毋庸讳言，他们根本不把编辑放在眼里，以为编辑在写作上都是光说不练的低能儿。凡遇到这样的作者，作为编辑，也没有必要生气。因为编辑的本职不是写作，写作能力比不上成熟的作家是无可厚非的事，所以，“眼高手低”虽是个贬义词，但从编辑职业来说，若真能眼高，即使暂时比作者手低，也不失为一个称职的编辑；若能做到眼高手也不低，即可成为一个高明的编辑；若是确实手低，而眼也不高，那就不能当编辑，或者只能是个滥竽充数的编辑，混事儿。事实上，纵观一部现当代文学出版史，由叶圣陶、巴金始，兼名编与名作家于一身者大有人在。如健在的老作家李瑛、袁鹰、屠岸、牛汉、孟伟哉、雷抒雁……以至正年富力强的王安忆、刘恒、邹静之、秦文君……不都是编辑出身吗？
凡是有责任的文学编辑，都有一个共同的品德，就是不计个人名利，先干好正业，写作只能利用可怜的一点业余时间。但正如潘凯雄所言，往往“有可能因其职业所累而留不下多少文字”。就以在编辑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韦君宜为例，直到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时，她才哽咽着与全社员工告别：“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她没有食言，果然在晚年以抱病之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思痛录》。我想，这就是她作为文学编辑的一代楷模，对“眼高手低论”者的一个响亮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