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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诗永远需要

2007-06-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袁鹰 我有话说

有些严肃的诗人常将所作也很严肃只是形式有点不同的讽刺诗自谦为“打油诗”,其实,讽刺诗已经成为诗歌源流中卓然不群的一支,同最初的打油诗“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的谐趣早就不是一回事。鲁迅先生那首《自嘲》,自称是“达夫赏饭,闲人打油”,那一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被毛泽东同志引用后

,广为传播,已被千万知识人士奉为座右铭,何尝有“打油”味?现代诗人启功有诗云:“蛇来笔下爬成字,油入诗中作打腔。”聂绀弩《散宜生诗》受到文坛普遍赞佩,他论诗曾说:“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黄苗子有诗句:“思到无邪合打油。”杨宪益则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如今,以讽刺诗擅长的池北偶也说自己“不会作诗学打油,针砭时弊刺歪风”。这就说到点子上:正经的打油诗,是为了“针砭时弊刺歪风”。可见说归说,诗人们对“打油”还是情有所钟,点点滴滴,都同世道人心有关。

在我们古老而悠长的诗歌长河中,讽刺诗曾经不断闪耀着有声有色的浪花。《诗经》虽经孔老夫子按“思无邪”的严格标准删削了许多,仍然保留相当多直刺帝王贵族荒淫无耻、抨击官吏暴虐昏庸、嘲讽不忠不义之徒胡作非为的诗篇和歌谣,千古流传。孔老夫子编成以后,对弟子们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如此概括具有经典性,历来被奉为样板。但他老先生用“怨”字代表讽刺批评,就降低了力度,又还提倡“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自然符合君主们和为政者的胃口。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年代,统治者是容不得批评的,更不用说尖锐的讽刺。

然而讽刺作品总是存在而且发展着,不能形之于文字就在口头流传,尽管有人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这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四十多年前,我曾不止一次听周扬同志对孔夫子所说“兴、观、群、怨”四个字用现代观念作新的诠释:兴,是鼓舞的功能;观,是欣赏的功能;群,是团结的功能;怨,是批评的功能。不仅是诗,一切文学艺术,对社会、对人民群众不是都应该具有鼓舞振作、欣赏陶冶、团结教育和批评讽刺的功能吗?不是都肩负着增强民族意志和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和道德力量、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思想素质的神圣使命吗?不过,话都是这么说,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从古到今,讽刺性的文艺作品(杂文、讽刺诗、小品、漫画以至相声)尽管为读者和观众喜爱,却都是荆棘丛生,泥泞遍地。上世纪50年代那一场“丁酉之难”,多少杂文家、讽刺诗人、相声作者、漫画家在从天而降的风暴中纷纷中箭落马。当时他们普遍被戴上的帽子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革命干部形象”,最常见的批评公式便是:“难道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

万卉凋零、万马齐喑中,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放弃手中的笔,坚持讽刺文学的写作。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勇气、毅力、韧性,最根本的是源自对民族、对人民历史责任的良知。池北偶兄便是这样的一位,在这条道路上他已经走了四五十年。他是报纸资深编辑,国际评论家。开始写讽刺诗,多数还是由于国际宣传报道中,有时需要用文艺形式(例如诗歌和漫画)刺一下当时称为“帝修反”的阴谋诡计和霸权主义者的嘴脸,出一下他们的洋相。署名池北偶,可能因为他本姓谭,就从清初学者渔洋山人王士祯的笔记《池北偶谈》书名中截取前三个字,大约也有点“偶一为之”的用意吧。他那时喜欢运用古典词曲的体裁,很少用自由体新诗,似乎走赵朴初大师的路子。写讽刺诗不难,写国际题材的讽刺诗却不容易,不仅需要丰富的国际知识,需要观察国际斗争形势驾驭风云变幻的水平,还要有熟练运用词曲格律的造诣。他兴到笔落,诙谐风趣,既有时代色彩,又有文学韵味。按时下说法,绝对是当时报纸上的一块名牌。记得赵朴初老人当年有一次遇到我时还打听这位池君为何人,看来是引为同道的。

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形势有了重大变化,我们中国在十年动乱之后进入历史新时期,池北偶的讽刺诗大大扩展了内容,更多地转向国内现实。面对改革开放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新局面,诗情汹涌而出。一位有良知、负责任的文人、诗人,必然会自觉地充当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必然同老百姓的爱憎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也就必然会自觉地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丑恶、邪恶和罪恶,特别是官场腐败、物欲横流、民风颓圮、道德沦丧,进行口诛笔伐。他在《冷嘲热讽集》序言中,表明自己针砭抨击的对象就是陈规陋习、歪风邪气、弄虚作假、诈骗欺蒙、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吹牛拍马、肥私损公、违法乱纪、作恶逞凶种种腐败现象,要对他们敲响警钟。字里行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激愤。为了能让更多读者接受和理解,他不再用格律严谨的古典词曲,而创造出一种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山歌民谣体,随意点染,挥洒自如。无怪他总自称“继承马凡陀衣钵”,确实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诗人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异曲同工,先后相映,其思想深度时有超过前人处。我为池北偶兄感到庆幸,毕竟历史巨轮已经进入世纪之交,时代潮流势不可当。再不会有动辄“手执钢鞭将你打”的专制霸主的市场,他们那些祖传的“帽子工厂”,门可罗雀,只有关门破产的份儿。即或有人被刺到痛处,自动对上号,也只好心里发火,牙根发痒了。

鲁迅早就说过:“人也并不完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且介亭二集・论讽刺》)但那永远做不到。不管有些人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就像毛泽东主席60年前就明明白白所说:“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允许不允许讽刺作品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民主发扬多少的一个标尺,也是法制健全不健全的一个标尺。不论曾经遭逢多少厄运,受到多少打击,讽刺文学是永远需要的,永远是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同样,讽刺诗也是永远需要的。同抒情诗、叙事诗以及其他形式的诗,都是诗坛的组成部分,从无高低之分,文野之别。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近世纪,哪朝哪代没有为人传诵的讽刺诗?哪个优秀的诗人不曾写过讽刺诗?不是提倡主旋律吗?凡是反映时代精神、弘扬民族正气的作品,凡是表达人民意志和情绪的作品,凡是具备“兴、观、群、怨”种种功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都是符合主旋律的作品。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在历史、在人民,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的。好的讽刺诗,好的杂文随笔,好的漫画,好的相声小品,看似嬉怒笑骂、率意成章,谁能说它们不是主旋律?恰如黄苗子评聂绀弩诗时所说:“用含着眼泪和笑,用轻蔑和嘲讽的态度来深刻留下这个时代的剪影。”

池北偶兄从多年来大量作品中自选三百首结集成书,闻之不禁雀跃。古有《诗经》三百篇和《唐诗三百首》,今年坊间又出现不少《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清诗三百首》,看来“三百”是个吉祥数字。既如此,增加一本《讽刺诗三百首》也是绝不可少的。何况这本“三百首”岂仅“思无邪”,而且自始至终充沛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凛然正气!承作者不弃,嘱我写几句,我从未写过讽刺诗,哪敢弄斧班门,胡言乱语,只能尽老友之谊,站脚助威,为它上阵打打边鼓聊壮行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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