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是《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的第七卷，在吸收近年来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对一些长久以来认为是“已成定论”甚至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有独到创见的研究性专著。
一
1924－1927年间的中国历史，是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极其复杂的一段历史。与此前出版的一些反映这段历史的著作有所不同的是，该书不仅关注“革命”和“进步”的一方，也关注“反革命”和“保守落后”的一方，内容涉及了该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物。
作者认为，就革命运动而言，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同时并起。虽然三党的革命话语互不相同，而且中国青年党的“革命”仅停留在口头和笔端，且与国共两党的革命行动相对抗，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仍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政权而言，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割据时期。但没有任何一派军阀能够统一全局，军阀内部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北京政府始终为各国所承认并代表中国国家主权，其内外政策与政治作为亦是当时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批评和关注的焦点。北伐以前，南方革命政权的实际管辖区域基本上囿于广东一省，不仅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人眼中，亦始终未能摆脱“地方政权”的形象。在北伐以前，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中央政局的变化，对革新之后的南方政府仍以普通地域性政权等闲视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这一局面才逐渐改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和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更多地注意那些新的、进步的和革命的人和势力，而很少关注旧的、落后的和反动保守的人和势力。在政治史领域，也比较注意研究历史进程中取得胜利的一方，而对失败的一方则多有漠视。因此，在研究北伐战争的历史时，人们大多站在南方北伐军一方立论，很少关注北方军阀是如何应对的。作者认为，要对历史进程全貌作“复原”和解析，必须兼顾当时参与历史的各方，无论其胜败，亦不论其“进步”或“反动”，均应是史学研究关注的对象。该书对失败的北洋军阀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向读者提供了更接近原貌的历史认知。
二
中国大革命史是传统研究课题之一，但这一课题内容十分丰富，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和台湾国民党档案的对外开放，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比如“五卅运动”，本是一个被视为早已研究透彻的“老问题”。书中，作者分析指出：五卅运动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较之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和五四运动毫不逊色。五卅与五四，前后相隔6年时间。从这两次运动中，人们不难观察到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前后关联乃至因果关系。从两次运动的中心口号看，五卅运动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延伸，又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理念之升华。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充分显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的组织领导能力，并使中共党人的革命信心大增。五卅运动也推动了各阶层民众的组织化进程。其后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中共自身的成长壮大，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乃至北洋军阀的覆亡，五卅运动均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亦是一个重要契机。由此可见，该书对五卅运动的意义和影响重新加以认识，比五卅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传统看法，更加全面而深刻。
又如“北伐战争”。作者从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从广州到武汉、从南昌到沪宁、南北新旧与宣传战等几个方面，全面、立体地展现了北伐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布勃诺夫、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以及陈独秀、中共中央对北伐态度的变化，强调了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主导”的政治工作对北伐胜利的巨大作用，以及政治宣传在民众动员方面的作用。书中指出，直到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北洋军阀所重视的只是有形的战力，亦即多少支枪和多少兵力。而国民党改组以后，一支富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力量的壮大，一支以政治工作为特征的新式党军的建立，以及国共所发动的工农运动和反帝工作等，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战力，对北伐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书中也分析指出：实际上，在北伐出师前后，国共两党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北方军阀相比占有多大的优势。当时主张北伐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认为南方革命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展生存空间。北伐军誓师之际，并未预计到后来北伐的进展会十分神速。这些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史学界对北伐战争的认识。
书中指出：1924－1927年间的国共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4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争，两党一直或明或暗有所斗争，直至最终武力相向。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19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书中还指出：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社科院“十五”期间的重大科研项目，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编写。全书共10卷，计50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规模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该书的写作以革命范式为主，以现代化范式作为补充，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转型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