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左一）和胡适（右一）等在一起
黎东方先生的讲史作品以《黎东方讲史》之总题重新出版了。其中的《细说三国》我又读了一遍，仍觉
讲史必须要有时空概念。通常我们讲古史，是以纪年为界定的，月日可以不计，那也说得通，但有些月日就须注意了。黎著就相当注意某些特殊年月，如建安元年（196年），一般史书就将它作为曹操迎献帝都许县，改元建安，即以为本年元月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始，而黎著则标明曹操是本年八月才到达洛阳，八月辛亥日取得支配中央政府大权的。这个月日如忽略了，容易误会曹操早就捞到大权了。《三国志》的三个组合部分《魏书》、《吴书》和《蜀书》，其素材，甚至是若干纪传并非出自陈寿一人之手，所以三书同一史事的文字也多见相悖处，如《魏书》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而《蜀书》恰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三国演义》宗《魏书》说。但黎著却据刘备老练、沉着而又世故、富有韬晦的性格，认为《蜀书》的记载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邳杀掉徐州刺史车胄。”这样推断该是准确的。
《品三国》若干细节就忽略了时空概念，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如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还师成都，“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刘备集团的人大受鼓舞，再加上孙权正在东方进攻合肥，关羽便趁着这大好形势，发动了夺取襄阳、樊城的‘襄樊战争’”（《品三国》（下）第83页）。其实，当时东线无战事，孙权在曹操生前，最后一次进攻合肥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述张辽威震逍遥津那段战事后第二年的濡须坞之战，此后，孙权请降曹操，报使修好，此后直到关羽北攻襄樊，吕蒙白衣渡江，双方足足有三年未发生战争呢。
讲史很忌随意解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说关羽斩颜良后的一段史事，“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这句话，说白了应是：曹操于是解救了白马津的围困，将当地民众迁移，沿着黄河西走。黎说也作通常解说：曹操解了白马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之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而去。将当地民众迁移，自己与白马守兵西走，都讲得通，但不能说带着民众一起走，让自己背上沉重包袱。由此我觉得《品三国》解说得有些问题：“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杀。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上）第86页）当时各家军头确有争夺劳动力的努力，但曹操在后有强大追兵时还带着“白马人民”，如此境界？我觉得这不合战争常识，也不合曹操性格。《品三国》说“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品三国》（上）第3页），很不准确。《三国志》有关史传，如《蜀书・先主传》，足征双方自成体系，相互配合，有事协商，独立作战。
国学大师陈寅恪谈治学基本经验，只是六个字：“读书须先识字。”我读《细说三国》的一大感觉，就是作者释字遣词，相当谨慎，如讲到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就通俗明了地说：“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在临死以前，托孙权给张昭，还说，万一事情不顺当，“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品三国》解说是“还可以设法回江西去（缓步西归），也没什么的可担心的（亦无所虑）”。（《品三国》（下）第185页），而黎著解说：“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我以为，比较之下，如此解说相当贴切。《品三国》（下）说曹操破韩遂、马超后，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而且开出条件：“一，如果能够‘内取子布，外击刘备’，那么，江东之任永远归你，还要加官晋爵。二、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杀刘备也行。”（《品三国（下）》第6页）此处之“取”，易先生解释为“杀”，是不妥的，且不从字义说，“取”有多义，而在这里恰切地说应是“听取”、“采取”之意，联系曹操尊称张昭不名，且与“外击刘备”呼应，显然他是告诫孙权应听取当年张昭的话，用“杀”令人费解。
《品三国》（下）还就祢衡的狂悖，说了一段故事：“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品三国（下）》第34页）此段文字当出自《后汉书・祢衡传》：“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作者显然把“儿”解说为“儿子”了，岂不知此处的“儿”本作“男儿”、“男子”，延伸出去，还可解“英雄”、“伟人”，所以邹容《革命军》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说也。盖中华文字，蕴含精深，望文生义，稍有疏忽，差之千里。
历史可以充当小说读，但小说切忌当作历史用，否则笑话可更多呢。黎著《细说三国》确实写得很细很耐看，但它不像人们爱读的《三国演义》有想当然的形象思维，对那些难以搞确切，有悖历史常识的地方有意地回避了。《三国演义》凡涉及战将，必写其兵器，以衬托其英武，或以此吸引眼珠。黎著却处处遵史，从不搬用《三国志》和裴注外的其它兵器，包括《演义》中罗贯中先生送与战将的兵器。这个方面，我觉得《品三国》就不够注意，如说曹操与韩遂、马超见面，“又让许褚横刀立马跟在后面”（《品三国》（下）第5页）。许褚这把刀是从哪里来的呢？《三国志》和裴注都没有给他，原来是《演义》送给他的。可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许褚提刀叫曰：‘吾即谯郡许褚也’。”
类似这样将《演义》充历史，《品三国》真有些呢！“曹操焦头烂额，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周瑜和刘备的夹击下一路狂奔，幸得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方才脱险。周瑜和刘备的部队则水陆并进双管齐下，追击曹操直至南郡城下。”（《品三国》（上）第212页）作者在同书中本有称曹操在南征前，分派了张辽屯兵长社，保卫许都，以防不测。（《品三国（上）》第182页）这倒是有史可循的，何以此处却从《三国演义》借来一个“张辽”，莫名其妙杀出来“接应”呢！（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对三国史素有研究，著有《三国演义补证本》、《品三国中的女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