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今日中国的人类学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三个急需探讨。首先是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其次，学科内部缺乏共同学术语言和价值观，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基本阅读书目。甚至有人以为，人类学者不需要读书，去做田野就可以了。再次，这门学科在中国缺少共同关注的概念体系。在个别圈子内部，似乎有一套相互趋近的词汇，圈子之间，差异极大，五花八门，有的从中国方志提炼中国人类学概念，有的从意识形态、从古史提炼概念。学术的多样性固然是优点，但一门学科如何既有共同的语言，又是多元的？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学科就毫无规则可循。
中国长期把人类学等同于“古人类学”。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这个印象与我们中国50年来知识谱系的规定有关。人类学还给外界一种接近于“考古学”的形象。似乎只是对古物或原始的东西感兴趣，有一种好古主义的心态。这恐怕来自以前中国人类学的“南派”，他们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中研院为中心，做古语言、古文化、古民族研究。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过人类学系主任，因而考古成了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公众形象。人类学的第三种形象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形态研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学科依据。
人类学的这三种形象，不能说是公众对于人类学的歪曲。可对行内人来说，我们所做的，与人们印象中的，还是有所不同。
我们所做的人类学，有这么一些特点。首先，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学问，但不是研究这些的惟一学问。19世纪中期，西方大学里出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工，社会学研究工业化社会，人类学研究非工业化的、传统的、部落的、殖民地的社会。就中国学界来说，社会学家更多关注城市，或者乡村的城市化，也就是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人类学家更多地沉浸在农村或少数民族研究里。如今这个区分变小了，有社会学家研究历史和传统社会，也有人类学家研究现代性。但一般来说，我们更习惯于从非工业化的社会之世界观为出发点。
另外，人类学有社会理论上的关怀。西方的社会理论分成注重文化和注重结构的两派，人类学家多数通过所谓“基本社会制度”而不是通过浮在面上的“上层建筑”来切入研究主题。比如说，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的亲属制度，所谓信仰、仪式、宇宙观这些东西构成的“宗教”，不平等关系、权威形态、支配等构成的“政治”，生产和交换在不同文化中的实践构成的“经济”，便是人类学家关注的“基本社会制度”。围绕着这四个基础又衍生出一些相对专门化的研究，如医疗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城市生活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
上面所说的对于人类学西式的、“主流的”定位，听起来并不顺耳。国内多数带有人类学这个职业称号的学者，与上述研究只不过有间接关系，更多的进行的是农村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调查研究。这个情况与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历史，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研究之普及化有关。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在做民族研究就可以顺便带上“人类学”这三个字；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学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民族学在当时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跟西方的社会科学完全脱钩，成为一种所谓“中国化”的做法。
这涉及学科“本土化”问题。以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人类学的起点，一开始就涌现出跟西学不同的特点。呼唤“人类学本土化”实际是多余的，因为这门学科从来没有“原汁原味”地“西化”。这是我们公众形象不清晰的原因。我们一方面主张照西方的学科规则“原原本本地做”。而事实上在做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出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类学家有三种基本研究对象――农民、少数民族、外国人。采用的方法一般叫做“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个词翻译得不好，本来是指对一个地方或者人群的“文化”进行参与观察，从中得到体会和启发，再以描述为主，呈现出一套不同于以前的看法。其实，人类学这门学科注重比较研究，长期关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民族志不过是方法基础，但人类学不局限于此。人类学家以为，学科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类本性提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类学家属于极少数，他们一般进入了哲学家的行列。多数人类学家相信，人的本性就是社会性，也认为，要揭示这个本性，必须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在经验中富有想象力地去解释人的社会存在。
2 学科命名实际上是一种秩序构建。■潘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学科命名实际上也是一种秩序构建。民族学的叫法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出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今天有很多人更愿意把民族学叫成人类学。为什么？英美传统一般叫人类学，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一般叫民族学。这关联到人类学的两个传统：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两个传统传到中国，就是南派和北派之分，南派以蔡元培为代表，他1926年的《说民族学》一文，观点是从德国传来的。做少数民族研究，北派以吴文藻的社会学为代表，变成乡村社会学。费孝通被他引到人类学，是因为社会学要中国化，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学化，照费孝通的说法，人类学研究的是乡土性。
这样的进程，到解放后就变了。新中国要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社会学、人类学作为殖民文化侵略的组成部分被切掉。民族学保存下来，是因为苏联有，中国模仿了。连费先生也转到民族学院来了。赶上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等，还算比较幸运，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到了60年代，中国和苏联闹翻，民族学也成了修正主义，不能叫了。一些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没有民族学，只有民族问题研究。这个过程到80年代后才慢慢恢复。在这期间，这些从燕京大学到民族学院的老先生，民族学也不敢做了，做什么呢？做原始社会研究。那样才安全，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改革开放后，学科重建过程中，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更像是民族研究。民族研究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除了人类学以外还有个ethicstudy，研究印地安人、美国的华裔、拉丁裔这些人。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跟国家设置的学科体系有紧密联系。国内的学科分类相当缺乏学术依据。在我们的专业分类里，有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还有一个民族学。而实际上，我在做的工作就和这几方面都相关。我是研究亲属制度，研究农村的，这些东西很难套在某一分类上，应该把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统在一起，叫“社会文化人类学”。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经常这样做，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边界模糊化。这些多少牵扯到公众形象的问题，因为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人类学的公众形象还牵扯到译文问题。非专业人员考虑问题总是以语言作为概念分析的基本元素，这造成了对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这些概念的理解差异，对公众理解这门学科有很大的影响。
3 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什么是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我们该达成一个共识。最小的人类学是一种他者的眼光，是研究他者，不研究自己。它的背后是比较的方法。最小意义上的人类学需要三种东西：第一是比较法，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第三是比较强的社会理论的视野。
我们在研究现实，不是想象的现实，而是那些被研究的人，他们呈现的那些现实。人类学的他者的眼光在这一点上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不能研究自己，不能做自己最熟悉的民族，但前提是具备一种他者的眼光。因为你只有看到别人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者的眼光是最小的人类学，是比较法。
第二是坚实的田野工作。这是我们跟很多学科分不开的地方。现在很多人文社科学者都在搞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其实是艺术学，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历史学，经济人类学其实是经济学。为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人类学研究？一是学科的历史造成的，第二就是大家都意识到田野的重要性。比如历史系的人去农村看一些文献、碑刻来补充正史的研究。人类学跟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是基于民族识别基础上的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研究，不是关于民间风俗的研究，不是关于所谓农村社区的研究，那是农村社会学。也不是去乡间抄碑文。人类学的田野最重要的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到要研究的那些人当中，尽其所能做一个他要研究的人，及其所呈现的世界。
第三，要有较强的社会理论视野，还是跟田野有关。人类学之所以去做田野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社会理论在支撑，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是不可能绕过的。社会理论的视野很重要，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沿着西方的脉络来研究中国。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历史、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社会理论，丝毫不亚于世界上最流行的社会理论。只有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去研究他者，你才有比较的眼光，而不是拿西方的概念来研究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把西方社会思想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
4 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侵袭，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现在各种媒体和平台上，人类学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对其内涵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没有共识。比如中国的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学，但很多相关专家会给自己加一个头衔“经济人类学家”。艺术人类学也一样，对艺术、文化、社会感兴趣的一帮人在做，还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实际上不是人类学家，而是艺术某个行当，比如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美学的，界定的时候，有学者说“艺术人类学就是借鉴人类学的视角，做的艺术学研究”。
对此我们怎么看？我觉得无所谓，我们可以学微软对付盗版的办法，盗版多了，会有一个更大更宽的环境。西方的人类学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自己做研究时，有所谓“原教旨主义人类学”的做法。但其他学科包括大众媒体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是好事。在公众领域，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普及和交流人类学的东西。包括跨学科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探索。一个学科总是有发展的空间。我们不一定要太在意别的学科的侵袭，把自己的庄稼做好就行。
公众形象这个东西要慢慢地树立，但底线和原则还是要适度地体现。跟其他同行对话时，应把这个理念包括进去。在此基础上再各自有一些东西，才好操作，这样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不至于太分裂，至少有共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