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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新装”

2007-06-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晓渔(本报书评人) 我有话说

《皇帝的新装》续篇

当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皇帝“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但依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皇帝的新装》到此戛然

而止。但这个没有结局的童话在转述中逐渐变型,甚至还添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皇帝被老百姓赶跑,老百姓把那个最早说出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孩子拥戴为皇帝,从此天下太平。皇帝发现自己受骗,是幡然悔悟、严惩骗子,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从被骗到自我欺骗、转而跟骗子同心同德?公众获得真相,是否等于皇帝一定下台?孩子当了皇帝以后,是否就国泰民安?这在安徒生那里都是疑问,但人们却赋予了不言自明的答案。那么,不妨接着把童话讲下去。

话说那个孩子当了皇帝之后,城市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慢慢地,开始有一些人对年轻的皇帝不以为然。尤其是过去的邻居,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隔壁那个孩子当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天尿床,谁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啊,只不过他仗着年少无知,说出来了,几句话能够赶走皇帝?还不是靠咱们老百姓,他倒好,躺在皇宫里享清福,我们不还是老样子?

这种声音“私下里低声传播开来”,连皇宫里的随从都这样传说,也飘到年轻的皇帝的耳朵里。他茶饭不思,每天在皇宫里走上九九八十一圈,一直琢磨了九九八十一天。正当官员不知所措的时候,年轻的皇帝告诉他们,自己发明了骗子没有掌握的纺织术,穿上这种衣服就可以看出哪些人爱撒谎,哪些人说真话。皇帝开始每天在织机前忙来忙去,可怜的官员再次不幸地发现织机上什么都看不见。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皇帝在骗他们?看到皇帝言之凿凿的样子,再想到皇帝就是靠揭穿骗子的谎言才获得皇位,官员们确定是自己出了问题。

年轻的皇帝基于与民同乐的精神,没有穿自己织出的衣服,而是在登基纪念日里把它们分发给官员和老百姓,让他们穿上隆重庆祝揭穿“皇帝的新装”某某周年。人们有些怀疑,但互相看了看,还是一个个像模像样地换上了“皇帝的新装”。看着一排排等待检阅的身体,年轻的皇帝忍不住笑起来,然后留下一堆面面相觑、不知究竟的人们,得意地回皇宫睡觉去了。

以毒攻毒的话语行动

王朔跟这位年轻的皇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揭开知识分子的“新装”而著称,又重新编织一套套“新装”回应种种批评。知识分子常常融精神导师、文化英雄、道德楷模于一体,这种身份幻觉就是他们的“新装”。童话里的老百姓听到孩子的话,没有批评他少不更事,也没有批评他大逆不道,而是“私下里低声传播开来”。但当王朔试图揭开知识分子的“新装”,他不但受到当事人的反击,还受到围观者的嘲笑,以至他不得不反复以毒攻毒。

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穿着“新装”,因此把王朔看作一个彻底的反智者,直接把他打入另册。这部分读者往往没有或者很少阅读王朔的著作,只是道听途说了他平时的一些言论和行为。事实上,用不着阅读王朔的所有著作,也不用在他的小说里寻找微言大义,只要看过《美人赠我蒙汗药》,领略过他指点文化江山时的功力,就知道这种结论如何粗暴。

也有一部分读者看出王朔的心思,可在他们看来,揭开知识分子的“新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正如所有人都能看出皇帝没穿衣服,只是没有说出来。孩子之所以说出,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天真。同样,在这些读者看来,王朔之所以说出一些常识,不是因为智慧,而是因为拥有话语权。这种解释当然没错,却无法解释为何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孩子说出皇帝没穿衣服,难道因为这个孩子站在围观人群的最前排?从童话来看,显然并非如此。这也无法解释,拥有话语权的并非王朔一人,为何只有他试图揭开知识分子的“新装”,其他很多人却在捍卫“新装”以至把“新装”当作“盔甲”?

针对第一种批评,王朔早有回应。当年他策划的《渴望》红遍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圣女”刘慧芳成为大众偶像。当全国人民像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一样、拿着手帕看《渴望》的时候,王朔大概会像年轻的皇帝一样,忍不住笑起来。既然你们否认“新装”,那就制作一套达到极致的“新装”,让你们陶醉去。一部分喜爱《渴望》的观众爱屋及乌地称赞王朔(尽管他们可能对王朔的其它作品和言行极为不屑),另一部分对《渴望》持批评态度的观众恨屋及乌地批评王朔。但在王朔看来,《渴望》不是正剧,而是“闹剧”,这是一种以“正面表扬”为形式进行的反讽,称赞者和批评者都把《渴望》当真了,没有理解他的“别具匠心”。但是,如果一部作品本身难以看出反讽的痕迹,读者只能从作者和作品的差异中寻找蛛丝马迹,这种反讽是否有效,就是一个疑问了。

针对第二种批评,王朔曾经一直保持沉默,因为回应这种批评就势必“炫智”,像知识分子一样赞美自己的“新装”。王朔“反知”但不“反智”,这个区别被绝大部分读者视而不见,“反知”被等同于“无知”。对此,王朔曾经采用“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策略,由于读者更习惯于“正面强攻”的方式,这种反讽不但没有取得反讽效果,读者反而更加认定王朔无知。既然读者那么容易当真,此次王朔高调推出《我的千岁寒》,并且声称这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就不奇怪了。王朔用一部符合“三从四德”的《渴望》来回应“没有道德”的指责,尽管反讽效果有限,但既满足了读者也戏弄了读者,读者满意王朔也很满意。此次,他又用一部据说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我的千岁寒》来回应“没有文化”的指责,目标也是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

从小说家到“说家”

《我的千岁寒》动用了《六祖坛经》、《资治通鉴》、《金刚经》和唯物论,王朔在访谈中也反复提到《时间简史》,这是一块块拍向批评者的知识板砖。当反讽宣告失败,他开始正面回应批评者,但这种“正面强攻”又带有反讽意味。“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看不懂《我的千岁寒》”,与“不是聪明人,看不见皇帝的新装”,语法完全一致。王朔不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那个皇帝确实无知,而王朔只是假装无知。可是人们看不出他的无知是假装的,他就假装有知。这种姿态一方面避免人们再次把他视为无知者,另一方面也避免自己像那些知识分子一样真的以为自己有知。王朔是那位年轻的皇帝,设了一个局让所有人都钻进去。《我的千岁寒》就是王朔的新装,你读不懂是你无知,你读懂了就不能说王朔无知。

经受了长期的谩骂、指责和误读,不知是哪一根稻草压在王朔身上,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以“新装”代替“新装”。当然,他可以像那个年轻的皇帝一样,声称自己的“新装”不同于老皇帝的“新装”,声称自己是一种反讽。但是,谁又能说老皇帝乃至那两个骗子就不是在反讽呢?谁也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说不定他们也是被误解的王朔,谁来鉴定“真的无知”和“假装无知”?王朔可以批评读者不了解他的用心良苦,读者也可以反向批评王朔玩弄花招,双方陷入“子非鱼”的争论。但如果以作品而非作者的动机而论,王朔被人记起的很有可能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我的千岁寒》将很快被遗忘,北京话版《金刚经》之类“装神弄鬼”的东西和比《渴望》稍微胜出一筹的《妄想照进现实》,或许对王朔意义重大,对我这种读者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王朔已经把所有的批评者踢出“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还好我对高级知识分子没有感情,从来就没有忝列其中的打算,也无意于隐瞒自己的理解力低下这一事实。

王朔提到自己的思想武器之一是《杜尚访谈录》,但是王朔的姿态更接近达利,达利也是杜尚的粉丝。杜尚从艺术领域的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中抽身而出,而达利则是在规则中游刃有余,把自己的参与当作对这套规则的反讽,反讽成了一个美妙的借口。向杜尚学习,首先需要放弃,杜尚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出门只带一把牙刷。向达利学习,要幸福得多,世俗的快乐应有尽有,声望也很早就兑现,不用等到晚年或者死后。如果同时阅读杜尚访谈录和达利谈话录,会发现王朔的话语方式与前者相去甚远、与后者极为相似。喜爱下棋的杜尚是老僧入定式的,对方问:“什么是你最大的遗憾呢?”杜尚回答:“我没有任何遗憾,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在我的晚年甚至比我的早年还要走运。”达利则像拧快了发条、几乎要融化的钟,对方问:“如果世界上只能保留一首诗,你选哪一首?”萨尔瓦多・达利回答:“我感到无论是洛卡还是伊洛德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没能写出使我真正满意的诗。哦,等下,萨尔瓦多・达利写的爱情与回忆使我满意。”在《我的千岁寒》里,王朔提到六祖慧能。神秀和慧能竞选禅宗第六代接班人的演讲词已经众所周知,前者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后者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王朔的态度是拥抱尘埃,这说明他目中一尘不染,还是说明他同流合污,恐怕两者都不是。

王朔的声音远远大于作品的声音,有从小说家转型为“说家”的趋势。这次新书出版,有多少人读过并且记得《我的千岁寒》,有多少人只是凭借他在报纸、网络、电视上的演说间接了解这部作品?王朔的文字生涯有些日薄西山,经营在线收费网站也未必是他的特长,最适合王朔的转型可能是投身“脱口秀”,肯定要胜出没话找话的李敖。就像那个孩子,不去当什么皇帝,去做一个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多么有前途的一份职业啊!

《我的千岁寒》,王朔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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