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已成为了西方文化的旗手，是我们用以衡量自我生活的参照物。尽管它曾被认为是二流文类，是奉承者与“娱记”们的作品，但传记目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流行。这个判断不仅适用于传统的传记（如伟大人物或好人[也包括坏人]的生活故事，常由其本人撰写），也适用于千百种其他样式，如人物故事片、博客、名人访谈、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被吸引到他者的人生之中，若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先们能起死回生，一定会为此深感惊讶。在过去，我们认识世界一般是通过观念、信仰与势力，因此大多数人被归入到各种团体、阶级、职业与种族当中；而今，我们是通过他人的日常生活来理解自己的生存状态。不管是福是祸，我们都为个体着迷。
传记与真实事件展开了竞争，甚至取代了它。前英国传媒大亨与传记作家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1944-）目前正接受抢夺公司资产的审判，但更使他寝食不安的似乎是一本揭露他的传记。传记的撰写已成为一种反思自我生活质量的途径（或者说作者更愿意让读者这么看），例子就有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写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he Young,1759-1806，英国政治家，曾两度任英国首相）与上述的康拉德・布莱克写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若从更低调的方面去看，普通百姓也正以空前的热情去研究各自的祖先，同时写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虽并不一定为了出版，但显然是为了传诸后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通过个人被诠释成大众文化，例如奴隶制的废除成为了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Wiberforce)讲述的故事，而英国王后与其说是一个朝代的代表，不如说是一部电影的主角。
小说家曾经瞧不起传记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曾把他们称为“传记群魔”（biogra fiends），而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更把写他人生活斥为“同类相食的较高形式”。然而，现代小说家们却越来越依赖传记以充实其虚构故事的意义与历史感。杰德・鲁宾费尔德（Jed Rubenfeld）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谋杀的解析》（TheI nterpretation of Murder）、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关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的传记《亚瑟与乔治》（Arthur&George）等等就是明证。经院式历史著作曾经关注玉米的价格、意识形态以及人口变化对历史的影响，但今天几乎每一本历史书均强调人的因素以及个人行为对历史的重要性。
高雅文化是这样，通俗的也类似。“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英国保守党议员，任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译者注）的冰箱里有什么？”英国著名食品饮料杂志WAIT鄄ROSE的封面标题这样发问。曳行向付款台走去时，我在想是否可能存在着比约翰逊冰箱里有什么食品更没意思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欠身买了这本杂志。答案是：一堆的肉丸子）
在一部新出的有关该文类发展史的著作里，著名传记作家奈杰尔・汉密尔顿写到，“目前传记正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人类探索、沟通或学术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是西方世界非虚构类作品传播与出版中最流行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门类。”我们迫切地希望读到、看到或听到他人的故事，部分地是由一种自恋情结、名人崇拜、好窥视他人隐私的习性导致的。不管传记作者有多善良的初衷，每一部传记均属对隐私的侵犯。对名人来说，传记的危险又给死亡的宿命添加了额外的恐怖。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1934-）在写关于美国著名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时把传记作者比作一个“职业窃贼，破门而入，在他们认为很可能有珠宝与金钱的地方翻箱倒柜，并席卷赃物凯旋而去”。
我们渴望知晓他人生活并不仅仅是出于窥探或者甚至是逃避的心理。每一个社会都会以歌曲或诗行的形式来记住一些个人，但通常是把他们作为优秀或英雄人生的典范而记录下来的。这种偶像化传记写作的传统在维多利亚时代陷入低谷，因为当时寻求上流社会青睐的雇佣文人总是很温顺地对那些有财富有权势的人毕恭毕敬、充满溢美之辞，而他们用以炫耀的大部头著作，用英国传记作家兼批评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的话来说，乃“令人深感悲哀地未与传主保持距离、选材与布局谋篇均欠妥”。今天，我们在追逐名人非凡人生的同时，以同样的热情为小人物的卑微生活所吸引。在红极一时的性感模特儿凯蒂・普赖斯（Katie Price）的最后一本《成为乔丹》（BeingJordan）化为纸浆后很久，名不见经传的弗兰克・麦克科特（Frank Mc Court）关于自己不幸童年的《天使的孩子》（Angela’sAshes）也登场了，后者竟打败了前者！
我们需要实话实说、美不掩瑕的传记，这不仅因为我们爱看表面完美底下的瑕疵，而且因为他人的失意与成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我的途径。这肯定也正是18世纪英国大文豪约翰逊博士的想法。他曾把传记描写成最具人性化的写作方式，因为按其说法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类能“更有把握地通过欲罢不能的兴趣来吸引住人心，或者更广泛地把人生经验传播给各个阶层与生活状态的人们”。
我们对他人生活的好奇，从布莱尔的内心世界到鲍里斯・约翰逊的冰箱里存的是什么食品，与其说是践踏隐私还不如说是好问。我们阅读、观察、偷听以及传播他人生活故事，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多重要或值得赞誉，而是因为他们个个有趣，都为人类的身份认同敞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传记并非是闯入他人房屋行窃，而是一种自我认识：希望了解那些我们不可能遇见的人们，借以对自我多一点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