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模仿可以说是文化交流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像日本人那样钟爱文化仿制品的民族似乎并不多见。在日本，中国某一部古典名著名声大噪之后，它的名字就会成为一块牌子，就有作家以它的名字来包装自己的作品。有些中国文学经典，在日本不但有一个据以重写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有一个冒名的作品群。
在日本
《倭论语》在书里塞进了日本神道教的内容，所谓“神喻天启”之类，正是所谓“国学”（即日本学问）为了抵制削弱外来的儒佛影响而必须挥舞的剑器。对此，佛教也不甘沉默，好在《论语》的牌子你能借，我也能借，于是一个叫释智洞的人，就将搜罗作法事等聚众时候说教的言论编为一书，取名叫《劝化论语》，告诉人按照佛教该如何活法。
《倭论语》和《劝化论语》都重在教人做人，也算是和孔子的教育家情怀多少沾边。但是，像1820年刊行的何丸所作的《俳论语》这样的书，专门举出俳句，加以批评，实际上是研究松尾芭蕉俳谐的专家写的俳句入门书，也冠以《俳论语》之名，就说明《论语》的招牌，不光挂在道德教化的总店门上，也能挂在各种教育的专门店门上。
江户时代以《论语》为名的书不胜枚举，不少与孔子之教不搭界。除了有些含有教育内容外，大都不过是以《论语》之名作吸引人眼球用。《论语》变成了一层包装纸，让人借以兜售别样货色。圣人名声越高，冒牌的《论语》越多，好在圣人的子孙都在大海西边，不用担心他们跑过来提一番抗议。
其实，不仅孔子和《论语》遭受过这样的不测，像《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都会在日本遇见假李逵。这些假李逵，和借用其名而写作的模仿之作还有些不同。那些模仿之作，往往被称为“翻案”，或者模仿原著的部分情节，或者将原著的故事变成日本故事，总之还是和原著有些亲戚关系。它们在文学交流中，时有引进新技法、新构思的功用。而这些假李逵，徒有原著其名，与原著毫不相干，对于扩大原著影响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有时反而会促成对原著印象的误解。
江户时代，以《水浒传》为名的书，最少不下十多种。这些书，其实与《水浒传》的关系，大不相同。有些是掩其名求其实者，即不以《水浒传》为名，却大量吸收了《水浒传》的技法，如《湘中八雄传》、《南总里见八犬传》、《高尾船字文》、《伊吕波醉故传》等。它们是创造《水浒传》声誉的“无名英雄”。有些则是既借其名又取其实者，如《女水浒传》、《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倾城水浒传》等都是模仿《水浒传》来编日本故事。它们是“无名英雄”创造果实的享受者，也是扩大《水浒传》声誉的“群体功臣”。继之出现的才是我们所说的以《水浒传》之名作包装纸，卖毫不相干货色的。这时，《水浒传》已经“功成名就”，最容易让人盗名窃誉。这样的盗名书之多，可以编成“报菜名”那样的相声来演：《天明水浒传》、《天保水浒传》、《天满水浒传》、《嘉永水浒传》等等。这些书，吸收《水浒传》技法并不明显，有些作者是否好好读过《水浒传》都值得怀疑。
中国另一部名著《西游记》的日本版，也能找到名不副实的作品。在有了《通俗西游记》、《绘本西游记》这些译本之后，引起了一般文人对《西游记》的兴趣，“戏作文学”也开始瞄准《西游记》的名声。1791年成书的《四谷西游记》写的是游客三人游江户新宿的故事，内容与《西游记》无关，只不过借用《西游记》的熟名字以广其传。不过，根据《西游记》部分内容改编的偶人剧《五天竺》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多次上演，可以说名不同而实有同。20世纪初，三世河竹新七所作歌舞伎《通俗西游记》，演出了西梁女国、盘丝洞、百眼魔王的故事，还算得上《西游记》的重写。至于现代几种将唐僧写成女性的《西游记》，人物关系和性格特征都与中国小说大相径庭，实在是徒有《西游记》之名，还是列入“冒牌文学”之列为好。
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重写，虽然在江户时代便有一些，但那些离谱的重写，还是出现在当代，有些处于重写与冒牌之间。1999年市川猿之助演出了所谓“超歌舞伎”《新・三国志》，该剧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各大城市巡回演出，盛况空前。剧中刘备变成了女性，倾心于关羽。原来剧名就叫《三国志》，因同台演出的中国京剧演员实在不能接受，才在前冠一“新”字。
可以预料，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在日本重写的历史，不仅不会结束，而且它们还可能有更多的“冒牌文学”冒出来。在它们被编成今天少男少女迷恋的漫画、电子游戏、网络文学等的时候，其中的人物早已与罗贯中、施耐庵们笔下的人物少有共性。不仅“神”不似，而且“形”亦改。江户时代画本中的曹、刘、关、张辈，无一与日本武士一般神态（像著名画家葛饰北斋画的《三国》、《水浒》人物，无不长着歌舞伎脸谱似的吊眉扁鼻，挺着一个圆鼓鼓的相扑选手似的大肚子），而今天漫画、游戏中的他们，又大都长着隆鼻深目的西方“酷”男的脸蛋儿，个头修长如模特儿。大众文化迎合流行审美情趣的结果，就让经典一次次被迫改头换面。
历史上和今天的通俗作家和画家对于中国经典的改编或改篡，对他们个人来说，完全是兴趣至上，随心所欲，少有顾忌；对于欣赏者来说，更是随波逐流，唯知好玩，无关考证。这和抱有忠实原作、尊重遗产态度的一些中国改编者，是完全不同的。那些重写或冒名之作，虽顶着中国经典的名字，却完全是江户町人社会和现代娱乐文化的产儿，已和原作少有干系，利利索索把它们当作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来读解，是最恰当的办法。
今天，就是那些还有孙悟空师徒登场的《西游记》，看来属于对《西游记》的重写，而实际上却已是貌似而神异。中国人很难看懂、更难接受最近版本的电视剧《西游记》，不仅是因为它把三藏变成了女性，更是因为它表现的是现代日本人的社会焦虑，孙大圣的除妖故事也只不过是包在外边的一层纸。例如，剧中写三藏师徒到达了一个“孩儿国”，国中只有未成年人当家，而他们的父辈却全被囚禁起来。这个故事的背后，是日本普遍存在的两代人难以沟通、家庭解体的困境。至于生活在日本的人，从他们新编《水浒传》里读出日本经济改革梦想的暗喻，从他们新编《三国演义》里读出企业间多重竞争取胜的智慧，就更是不在其中就品不出个中滋味。这些重写和冒牌之作层出不穷，正是因为原作是一张特别好用的包装纸，作家们能够用它们包装各式应时而造的新货。
对于外来经典的重写和“冒牌”，也是比较文学中很有意思的话题。还有一种“假冒”，那就是不借其字而借其音。例如在一些城市里，可以见到挂着“醉虎传”招牌的酒馆，看起来跟文学经典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的读音是suikoden，和日语中的“水浒传”谐音，熟悉《水浒传》的人一看就会生出很多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