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高考结束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高考的作文题。因为不论是文科考生还是理科考生，作文能力都被看成最基本的能力。
今年各地所出的作文题给人一些多元化的新奇感：有偏文学的（如北京的品诗联想、山东的“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湖南的“诗意地生活”、江苏的“怀想天空”
、安徽的“提篮春光看妈妈”、江西的1“心中的一泓秋水”和2“要说爱你不容易”等），也有偏实用的（如全国的卷1“看图作文――摔了一跤”和卷2“关于帮助”、湖北的“母语”、福建的“季节”等），有直接命题的（如上海的“必须跨过这道坎”、重庆的“酸甜苦辣说高考”、海南的“论科学家的创新与创造”、黑龙江的“创新”、宁夏的“机遇与坚持不懈的精神”等），也有间接命题的（如广东的“传递”、辽宁的“我能”、陕西的“出事了”、四川的“一步与一生”、浙江的“行走在消逝中”、天津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等）。对于这些作文题，社会的反映总体上是积极的，认为其中体现了出题者的良苦用心，有利于考生依据平日的积累和自身的体验尽情发挥；当然也有人持有疑义，认为难度增加了，偏于文学的考题对理科考生不利，使习惯于押题背诵下苦工夫的考生限于被动。
众所周知，考作文在古代是中国传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之一。在考场内，“常科”有命题作文类的“对策”（或称“时务策”），一般要写成比较规范、观点鲜明、逻辑性较强的议论文（明朝以后称“八股文”）才会被考官看重；“特科”则有只重文学辞赋能力的单项考试，只要能够显示出众的诗文才华，便可得到任用，而不必多受死记硬背之苦。在考场之外，也有通过作文做进身之阶的情况，这在唐朝当时叫“行卷”，即考生若认为自己的文章写的不错就可以将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送给社会名流审阅，一旦获得赞赏便可得到推荐而任官。在科举时代通行的人才标准――“文（诗文才华）形（相貌）书（书法）判（推理判断）”中，与作文相关的内容是起主要和关键作用的。
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都有过推行“科举”的经历，因而对学子的作文也十分关注。而在欧美各国，尽管其现代的文官考试是受中国科举的影响，但在考试中对作文能力的强调和关注都远不如中国。在其中的部分国家，全国统一或各州统一的考试比较少见，而且多是由职业考试机构出题，根据录取单位或用人单位的委托有针对性地考察阅读和基础写作的能力。虽然在试卷中也有类似作文的内容，但一般只是段落性的写作，而且只关注写作能力，不太像我们还更关注其中“文以载道”的追求。
美国在高校录取时除了关注考卷成绩外，还有学校的平时成绩、专家推荐、面试、社会服务记录等，外加一份由考生自己写的“自述”。这种“自述”是非命题作文，由考生自述自己的理想、上大学的设想，以及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等，为的是让录取院校对考生状况的判断有一个来自考生自己的比较个性化的信息。在这样的综合考查中，作文考试的分量是有限的，减小了“一文定终身”的学生考试风险和院校录取风险，也使考生能在相对宽松的时空中比较自然地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想象。
面对具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高考作文，有拼真才实学的，就有想投机取巧的。在科举时代，“考试经济”的一大“亮点”就是“时文范本”类的图书充斥书肆，拿着前辈状元进士的考卷试图记背模仿之徒不乏其人，亦有一批靠押题而发财且误人子弟的酸腐之儒。这些现象在科举制度从形式上消亡百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现代版”的突出表现。
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仍不能尽如人意的今天，高考作文的问题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和环节。考什么？如何考？如何评价？是值得深思和有待改善的，关键是人们如何看待和使用考试的结果。纵览古今中外水平考试的历史及其利弊得失，仅就高考作文的导向来看，考人者应秉持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并重，善于激发个性潜能，留有自由联想空间，能够理解和尊重考生多元特色等基本的原则；被考者则应该注重基础能力和基本素养积淀和提升，培养自主和创新的意识和心态。作为高考制度的整个系统，还应该进一步调整，相对降低高考作文在总体评价中的分量，使之功能更加单纯和精细，并在相关制度（如诚信制度、推荐制度、录取制度等）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增加非考试的评价素材，包括平时成绩、专家推荐、学生“自述”、面试对话等，促使考试的内容、形式、途径、方法、评价等进一步多元化和科学化。
对于需要高考升学者及他们的教育者而言，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是会永远存在的，但是这个“指挥棒”往往是事过境迁的“指挥棒”。如果仅凭经验消极地应对高考，则不仅教的痛苦、学的痛苦，押宝的风险也很容易陷考生于被动状态。在“新课改”推进到高中阶段的今天，作文教学除了有应对考试的功能之外，更应该回归其本质，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感受能力、表达能力、想象能力、应变能力，以及多方面的语文修养等为目标。只有这样，才会使学生在遇到考试的挑战时，镇定自若、胸有成竹、获得成功。 （作者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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