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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曲折历程―

2007-06-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孙绍振 我有话说

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一考场。

统一的高考作文命题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命题形势变幻多端,根源在于命题本身内部包含着的限制性和自由度的矛盾,正是二者

之间的动态调节,造成了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起伏跌宕。

作文之所以要命题,是考试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本来作文是综合素质最为雄辩的表现,不加命题更能充分显示素质。但是,那就可能造成宿构,把现成的作文带到考场,不可能保证作者的真实性。现场考试就是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命题就是对文章内容的限制,限制的好处还在于提供现成的可比性,有利于按统一准则评分,体现公平性原则。但是要充分发挥考生的素养,又要求有相当的自由度。因而限制性与自由度成为作文命题的内在矛盾,正是这样的矛盾,而不是什么人的灵机一动,推动着命题在内涵上和形式上的变动和发展。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限制性呈递增趋势,而从70年代末期到目前,则呈递减之势,而自由发挥的程度则日益增强。这样的现象是和社会发展的大形势紧密相连的。五六十年代,限定性主要在政治方面,如1956: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8: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60: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65: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此时的限制性主要是政治性和政策性,而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立意,有排他性、封闭的特点。这是当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政策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是改革开放时期,政治上开放了,但是封闭性转向了道德化,然而,80年代中期以降,间或有思想评析的(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近墨者未必黑》)题型出现,有某种道德导向淡化的苗头,自由发挥的空间渐趋广阔。但是,仍然有强制的限定,主题限定为“毁树易于种树”,“近墨者未必变黑”,本身就是片面的。题目强行规定了矛盾的重点,重点论就成了片面性的合法外衣。慑于“切题”的严格规范,考生不敢越出片面的命题一步,因而其封闭性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某种“中性”的命题,如《习惯》、《尝试》等等,但是由于本身内涵比较泛化,完全脱离了必要的限制,故未成潮流。强制性的主题限定仍然占据主流。如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于全国上百万考生来说,这样惟一合法立意,多少有窒息个性,甚至强迫说谎的性质。这样的封闭性从本质上说是与命题的开放要求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拘守着这样的封闭性,是命题的一种危机。

第一次突破是基础教育改革展开以后,1998年的《假如记忆能够移植》,题目完全开放,封闭性削弱,自由发挥的天地空前拓展。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功不可没――创造了一种“无主题命题”。其特点就是在命题上只给思考的范围,不给现成主题。把主题的确立和独特、深化作为考核的重要环节。这无疑开辟了一个命题的新时代。但是,考试中心似乎并没有清醒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命题,往往有所反复。一些命题,表面有充分自由度,实质上,隐含着隐性的限制。如材料作文题,《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从题面上看来,各不相同的立意是天经地义的,但实际上,就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这一个命题,全国数百万考生答案又完全是一样的。又如,一人跋涉人生路上,至一渡口携带七个背囊:“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渡船开出后,风起浪涌,险象环生。艄公说:客官须丢弃一个背囊方可安度难关。”此人思索良久,将“诚信”抛进水里。要求以“诚信”为话题为文。此题形式上完全开放,实质上,道德价值却极其封闭。这里的“诚信”,表面上是可以自由评析,但是,又是社会共识的原则,是不容挑战的。因而形式上的开放性和实质上的隐性的封闭性,成为此类命题的致命伤。2002年,登山者遇暴风雪,面临死亡的威胁,却在冰雪下发现冻僵的人。登山者决定为之做按摩,陌生人苏醒了,登山者也暖和了自己的身心,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困境。此题表面上心灵有选择的空间。但是,由于潜在的社会道德共识,实际上是别无选择。本来之所以要选择,要反复思量,原因就在于有风险。而此处材料显示毫无风险。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是一种“伪开放题型”。这类伪开放题型,实际上是对开放性的消解,任其泛滥将危及改革。

与此相反,则出现了另一种极端,那就是绝对放弃限制性,以完全开放为务。以《杂》、《忙》为代表。完全开放,意味着强制性主题的取消,同时也意味着自主立意的压力增强。对于考生来说,严峻的考验在于,以《杂》、《忙》引发的思索,越是自由,越是无序,而无序的自由思考不能成为文章初始的出发点,极大的自由度,可能造成极端的散漫芜杂,成文的最低限度是凝思和有序,思考要有发散的焦点和逻辑性。一定的限制性有利于凝聚思考。这种命题可以称之为“泛开放命题”,从表面上来说降低了审题难度,实际上是把考生推向一种虚幻的乐观之中。

高考作文命题涉及到千家万户未来的命运,它所承载的风险值和期望值是太高了,如果说它需要把我们时代的智慧高度地集中起来,是不算夸张的。在一元化的命题变成了多省自主命题之后,垄断造成的问题为竞争带来的创造性所代替。事实上,在“伪开放”和“泛开放”题型的曲折冲突中,形势并非长期僵持。“泛开放”题型毕竟出自有志于改革的人士,因而很快取得某种进展。最明显的突破是90年代后期,上海的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作文题:如,《面向大海》。表面上也是泛开放的,但是,由于大海的内涵的多义性,有助于考生从自然界过渡到社会和人生境界。因而泛的自由和限的深化是有所结合的。

垄断消解之后,多元化的命题生机勃勃。命题的主流形式相应发生了变化。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代替了单纯命题。其原因就是,材料和话语不但有利于考生把纷纭的思绪,而且有利于把感性和理性凝聚起来。这里有一个要害,那就是关键词(如“大海”)的内涵,不但提供了多元的想像空间,而且蕴含着象征的深度。这类命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题目中关键词是否具有弹性,是否具有召唤感情和理念的主义结构。用这个标准来看,则2006年,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上海卷的《我想握紧你的手》,由于“符号”和“握手”的内涵,既是一种限定,又具有多层次的展开余地而显得杰出。

高考作文命题的另一次突破是,2004年福建高考作文题,题面和题干焕然一新,只有10个历史名人和文学形象(孔夫子、曹操、苏轼、鲁迅、薛宝钗、冬妮娅等等),任凭考生自由评论。表面上,这是一个泛开放的题目,一点限制性都没有。但是由于10个人物都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不言而喻的限定,迫使考生寻找到各自不同的共鸣点,作凝思概括、进行逻辑拓展。这是一道真正的素质题,有利于把不同素质的考生加以区分。没有足够课外阅读量,没有起码的独立概括能力的考生,是无法应付这样的考题的。事实上,在福建省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考生选择了鲁迅,但也有一千多卷,除了“鲁迅”两个字以外,什么也没有。

既有开放性又给适当限制的命题,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原因在于超越了命题作文的致命弱点。命题作文提供的主题,不但是现成的,而且是公共的,他人的,而不是学生自己从真切的体验中概括出来的。开放性的和限定性相结合的命题的最大优点,就是把确立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立意放在第一位,立意是为文的前提,立意的难度在于,必须在纷纭的现象和错综的感受中进行提炼,能否从中构成情感和逻辑的单纯线索,能否防止思维平面滑行,主题徘徊,能否在有效地推动思维层层深入的同时,控制思路和意脉,避免离题的潜在危机,这是考查的重点。要通过这样的考查,光凭文字工具的华丽是不行的,对思维具有灵活调控的能力才是制胜的法宝。

这一切正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义。

从根本上来说,自主的立意,不但是作文的要领,而且是树人的根本。

在一个时期里,材料作文话题作文风行一时,难免造成某种错觉,以为这最有优越性。一些命题的论者,一时陷入了盲目性,一看是材料作文,或者话题作文,就算有了改革精神,其他的一切,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从1999年进行高考改革以来,2007年的高考作文题,可以说是最为丰富多彩的。最大的亮点,不是以往的材料作文题和话题作文题,而是近年来多多少少被忽略了的命题作文。本来,命题作文,最大的局限是提供现成的主题,对主题强制性的限定,不利于考生个性的发挥,但是,经过近十年的改革的命题作文,却呈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不再提供现成的主题,二是在关键词语中,为考生自主立意提供想像的冲击,以经验的召唤和思维的触动为特点。如上海的“必须跨过这道坎”关键就在这个“坎”字。其中内包含着某种矛盾,刺激考生作深度的发挥,可以说是在去年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上海卷的“我想握紧你的手”的高水平上前进了一步。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对三十年高考作文命题作一逻辑描述。逻辑是有序的,但历史的发展却有曲折的,有时是螺旋式的,反反复复是正常的。就是在作文命题正在把开放性和限制性结合起来的阶段,有些命题仍然在粗野的封闭性和伪开放性、泛开放性中徘徊,而封闭性的题型,则始终“阴魂”不散。不但同一个省市多年的命题,不能保证质量逐年有序地上升,就是在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命题中,保持质量上升态势而又年年花样不同的也并非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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