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周扬

周扬

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

主要著述

左联时代以及延安时代之初，着重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美学的论述，写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关于国防文学》、《文学与生活漫谈》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1979年更名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1959年与郭沫若共同主编出版大跃进民歌集《红旗歌谣》。《周扬文集》共5卷，自1984年历10年至1994年出齐。

周扬的一生，是一首变奏曲。其实一共有四个周扬，即：左联的周扬、延安的周扬、“十七年”的周扬以及“文革”后的周扬。每个时期的周扬，都不大一样，甚至很不相同。

很多人并不清楚存在这样的区分。他们脑海里的周扬形象，是相对固定的。实际与此相去甚远。“文革”后，很多人对于周扬似乎变了一个人惊讶不已，那是对他一生缺乏了解的缘故。

上海风华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摩登男孩？难道这跟后来让青年王蒙“汗流浃背，诚惶诚恐”，觉得“他的每一个字包括语气词和咳嗽都显得那样权威”的“周扬同志”是同一个人么？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他把这样的意思强调了好几遍，甚至有点击节似地说：“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1934、1935两年，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其继任者盛忠亮先后被捕和叛变，导致巨大损失，包括阳翰笙、田汉在内多人被捕，左翼文化领导机构“文委”幸存者只剩下周扬、夏衍、钱亦石三人。不久，夏衍离沪避险，钱亦石也因故停止活动，唯有周扬自己独撑局面。不夸张地说，1934、1935年中国红色文艺未被白色恐怖摧毁，多赖周扬。1936年4月陕北终于来人（起初尚不知道来者即冯雪峰）时，他交出的是一份“文委”系统多达一百多人的更加壮大了的党员名单。实际上，周扬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维系并扩大了左翼文化界党的队伍，还包括在失去和党的联系的情况下，重整旗鼓，使一度涣散的“文委”及所属各联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周扬与结束避险、返回上海的夏衍等人会面讨论，“一致同意重建‘文委’”，“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等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夏衍：《懒寻旧梦录》）由于周扬一段时间以来的卓越工作，他在这次组织重建中被同志们一致推选为“文委”书记。彼时，他奋勇上前攥在手心的，不是“权力”，是危险的责任与使命。最终来看，他也称得上“不辱使命”。周扬为保存左翼文艺的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讲堂上，讲得都不多。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也正从这一刻，周扬进入另一种角色。李辉所用“仕途上摇荡的秋千”的比喻，渐渐可以成立了。

在延安

初至延安，周扬并不引人注目，甚或有些寂寂然――他被安排的位置是边区教育厅长，跟文艺无关，而且这是一个闲职。“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于光远：《周扬和我》）

周扬在这位置上闲呆了两年多，工作内容近乎于扫盲。其间，延安文艺事业已如火如荼开展，但却难见作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身影。“边区文协”1937年11月14日成立时，出任主任的是与他结伴同来延安的哲学家艾思奇，副主任柯仲平；然后，吴玉章任主任，副主任有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仍然没有周扬。直到第二年，“边区文协”分支机构“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成立时，我们才在执委会名单中看见周扬这个名字。我们虽不能据此说周扬受到冷落，但他在延安一度与文艺界相疏离却是事实。

他重新回来，是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院长吴玉章。之前，1939年2月，《文艺战线》创刊，周扬任主编，是他重返文艺的一个迹象）。这是对他与文艺的关系的重新承认。

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材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这种加强，就是正规化，是“大、洋、古”。文学系教学，突出俄苏经典文学，讲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戏剧系的教学实践一直以排演大戏、洋戏为主；音乐系推出大型、近代化、学院式创作《黄河大合唱》；美术系强调素描、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尽管是穿了衣服的）；鲁艺的图书馆，则是延安最齐全最专业的，中外名著藏书渐积至“四五万册”之多。

鲁艺学生程远回忆，鲁艺内的“学术空气”曾经是很浓的。“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他认为“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我们的好院长》）。晚至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周扬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1942年9月，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正式和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承认所犯错误主要有：搞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对现实主义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这是第一步。

幡然猛醒的周扬，迅速改造鲁艺。鲁艺最早发掘秧歌这种民间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识形态对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百余人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推出经典性的《兄妹开荒》，毛泽东看后认为很好，连连点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除秧歌外，鲁艺拿手的还有快板、狮舞、旱船、推车等。这是第二步。

“后来周扬编选一本马恩列斯论文艺，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进去，可能这很受毛主席的欣赏。”陈明在回忆丁玲、周扬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时这样说。所指即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此书重新编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谱系，正式地把毛泽东加入到这一谱系之中。这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三部曲之后，周扬又成功领导和组织创作《白毛女》、成功树立赵树理为延安文学典范（提出“赵树理方向”），进一步向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延安，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转折，对周扬个人也是。

十七年

共和国建立后至“文革”开始，周扬一直是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二号人物；作为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他在文艺界则是最高领导。

直到“文革”，周扬在仕途上脚步总的来说是坚实的，尽管其间文坛运动不断、风浪迭起，他的身影却大致稳固。这并非只是由于他能忠实执行指示，也跟他在工作上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分不开。

尽管如此，他仍发生过很大的失误。那不是他不尽责，而是他根本没能意识到。突出的例子，是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挨批评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张光年：《忆周扬》）类似的有“问题”却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张光年说江青曾把周扬和他邀到中南海看影片《荣誉属于谁》，说“有问题”，但周、张都看不出来，过后才知道“与高岗有关”。1954年批“红学”，情形也差不多。我们发现虽然十七年中他在历次文艺界“斗争”中主其事，但历数之，几乎没有一次是他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他的好处是最高层指示他能忠实执行，不足则是始终不能率先侦察到“敌情”。

在他通常的凛然端严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被捕捉到的表情――犹豫。此词在这里含义比较复杂：不坚决，惶惑，不忍，勉强，不解，疑问……可能都有一点。河北作家刘真因反映大跃进中农村的民生现实被批判，1962年周扬来天津参加文艺界座谈，听说不许刘真参加，特派秘书用车接到会议上，并单独进行一次谈话。刘真说：“一句批评也没有”，“这次会议以后，我又可以写了”。（《他的名字叫“没法说”……》）青年王蒙沦为右派后，感觉到周扬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唐达成“鸣放”中写长文与周杨“商榷”，于是成为右派；但奇怪的是把人打成右派后周扬却似乎于心有些不安，1959年在八大处把正在附近农场劳动的唐找来，接谈，“态度很和蔼”，过了两年，唐被调回作协。（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温济泽也说自己1957年在工作中触恼了周扬，被打成右派，但他又听说周扬曾让秘书专门打电话，“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历史新时期的周扬》）蓝翎说：“我划右派时听说他不同意……看来他并不希望我一下子栽倒。”（《摇荡的秋千・与蓝翎谈周扬》）华君武说：“（对反右）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

1961年至1962年间，周恩来、李富春等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经济到文化，整个政策都在向富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此时周扬，跟建国后头十年比，又像变了一个人，兴奋而有活力。鉴于“双百方针”贯彻不利、破坏严重，聂荣臻组织制定《科学十四条》，其意义相当于给科学立法。周扬受了启发，决心搞文艺条例，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八条”。恍如昨日重现，我们好像重睹十几年前为鲁艺制订“公约”的那个周扬。讨论中，周扬一改滴水不漏的官样风格，变得尖锐起来：

定稿后，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我读到这句话，不由大惊――原来周扬心中对于纠“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

最后的身影

对周扬，有人嫌他左，有人则指责他右；而他究竟是左还是右呢？依我看，周扬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常态，它来自于矛盾、徘徊与困惑，诉说着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两难境地。

这是一种精神困境与矛盾。

“文革”后，周扬在某些人看来大约滑到“右”的方向上去了。更多的人，则为他这新形象喝彩。他由于“异化”问题文章遭受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声望和赞誉。1985年初，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二封慰问信“正在被迅速地传阅和署名”，里面写着这样的句子：“您这些年来发表的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给大会的《祝词》的精神的，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前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袁鹰：《舷梯上的背影》）

他部分地从“代言者”角色中走出来，身上有一种思想者的自我因素在恢复。他“文革”后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即提出“异化”问题之文），单单看他拟定的标题，就透出新的气息。前者富于激情，袒露着鲜明态度。后者居然用了“探讨”一词，这不仅仅是谦逊，也表示作者回到自己，回到以个人身份展开说理的立场。

他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异化”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由这样一个人去触及，特别值得深思。许多人把这看成“现身说法”，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说：

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摇荡的秋千・与周艾若谈周扬》）

他借“异化”问题向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稍稍走近了一点，引发的反应是剧烈的。凡事皆有外因、内因。周扬晚年痴呆失语，固然与大受刺激有关，但似乎更宜注意其一生精神上有所不曾解开的疙瘩，也即他自己所讲的“夹缝”状态――那种矛盾、反复、迷惘，那种不停的自我否定、左右为难、不知所之，都作为长久的积郁，压在心头。每想到他的晚年情形，我的脑海通常定格在两种面容上，一是失语后的呆滞，一是流泪、不断地流泪。两种面容，都极令我震动。须知，这个人，曾经是最有才华的演讲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到最后，在来人面前，他却往往空张着嘴，说不出任何话。还有他的流泪，差不多每一个回忆者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似乎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面前流泪，不分场合，不分情景，说着说着，眼中就盈满泪水。有人说那是忏悔的泪水，我却还从中读出了渐渐褪去茧皮、重新变得鲜嫩敏感的心灵。

真诚的生命是一个觉悟的过程，它属于历尽曲折、最后能够让目光寻找到光明所在的人。我认为周扬最后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