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斯坦福大学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政治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因胰腺癌引起的并发症，
他被普遍视做实用主义哲学大家，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最重要的后现代传人。
罗蒂生前曾于1985年和2004年两次访华，其学说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思潮相合，因而得到了较为深广的介绍。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如《哲学和自然之镜》、《偶然、反讽与团结》、《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等，均被译成中文出版。
罗蒂早年受到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却在日后断言传统哲学已经死亡，并强烈鼓吹哲学家走出象牙塔，深刻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现实问题，而不要终其一生去寻找不可能得到的答案，比如：生命的意义何在？他人真的存在吗？
他因此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华盛顿邮报》在他的讣闻中，援引牛津大学教授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对他的批评，称罗蒂是相信真理可有可无的相对主义者。但他的支持者却指出，他找回了100年前实用主义的传统，即将真理视为人在面对周遭世界斗争时所创造，而非突然发现的简单的永恒真理。
罗蒂的学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主任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更进一步指出，“他说我们不是世界所由何来这类问题的人质。他将实用主义看成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
在2004年访华时，罗蒂预言，如果保持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2050年的中国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
尽管给人以“少谈些主义”的印象，但在当年7月接受上海《东方早报》的访问时，他也表示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和自由就像阿司匹林这类药一样，对所有人都有用。”
他同时提醒人们警惕浪漫主义的“无法兼容的善”，以避免激情高于理性的危险。在访华系列演讲中的一篇《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厚和人道主义的限度》（Universalist Grandeur, Romantic Profundity and Humanist Finitude）中，他说：“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就在于认真地对待善与善的抵触，但同样怀疑彻底献身和激情承诺。”
在美国，他一直受到学界左右两派的攻击。他公开欣赏马克思，又同时批评左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
1994年，他在《纽约时报》刊出《不爱国的学术界》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左翼知识分子随即就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选择的问题爆发了一连串的争吵。
罗蒂在文中写道，美国左翼学界的问题在于，“它不爱国。它以‘差异的政治’的名义，不肯赞赏自己居住的这个国家。它摒弃民族身份的思想，摒弃民族自豪的情感。”
他说：“为了纯粹意识形态的利益，或者出于尽可能保持愤怒姿态的需要，如果左派坚持‘差异的政治’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孤立、无效。一种不爱国的左派从来是一事无成的。一种拒绝为它的国家感到自豪的左派不会对那个国家的政治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到头来它会成为人们轻视的对象。”
1931年10月4日，理查德・罗蒂生于纽约，其父母受托洛茨基的吸引，已成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姥爷沃特・劳申布赫（Walter Rauschenbusch）则是个浸信会牧师，曾创立19世纪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
罗蒂深受社会主义的家族影响，从孩提时代起，便被父母逼着阅读控诉社会不公的大部头著作。他后来回忆道，“12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人要用尽一生，去和社会的不公不义战斗。”
他给这篇回忆文章取名为《托洛茨基和野兰花》（Trotsky and the Wild Orchids）――他说野兰花是“毫无社会功用的花”。
此文收入他2000年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一书，为正文第一篇。
他在中学连跳数级，15岁便入读芝加哥大学，以逃离总是揍他的那些坏学生。1952年，他在芝大获得哲学硕士学位，4年后再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1979年出版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宣告与主流分析哲学的分离。
他两度娶妻，与女哲学家艾梅莉・奥克森伯格离婚后，再娶女医学伦理学家玛丽・伐尼。
除了对野兰花的喜爱，罗蒂的另一大爱好是观鸟――但他不是每天早晨提着八哥逛公园的罗大爷――他观野鸟，并为此数度深入澳大利亚和巴西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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