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走过了30个春秋，如果算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其历史超过半个世纪。作为我国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大批学富五车的学术大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问人生》汇集了该院学术大师的人生阅历、治学经验，是该院建
院30周年奉献给学术界的一份厚礼。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的“读书・治学与做人”丛书的第一辑《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一书不久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收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91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和缅怀其中已故学者的文章共计100篇。这些学术大师中有许多是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是永远璀璨夺目的。我们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陈垣、范文澜、顾颉刚、金岳霖、陈翰笙、俞平伯、吕振羽、沈从文、贺麟、吕叔湘、孙冶方、钱锺书、费孝通、侯外庐、顾准、于光远、胡绳、刘大年等等。读着这些学术大家和众多学者的人生感悟、治学经验、思想火花，给人以很多的启发，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回味。
思考最多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有光彩？一般的看法是：首先应该要有物质条件，要有钱。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应该肯定的，丰厚充足的物质生活的确可增加生命的光彩。可是这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这里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些什么呢？让我们读一读《学问人生》，从中或许会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书中所收的都是名家大师的事迹，他们的专业各异，贡献有别，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不计较物质条件，都把心思放在他们毕生关注的事业上。如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诚如他的女儿在回忆中所说：“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十分简朴，直到去世前住院，身上穿的仍是20年前我母亲给他买的今天已无人再穿的灰色涤卡制服。去年我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除了社科院发给资深研究员的一万元补贴和工资卡上的一些余额外，没有任何积蓄。看着父亲苍老的脸颊和稀疏的白发，我十分心酸。”又如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当年因主编《现代汉语词典》需要每天到研究所上班。丁先生谢绝所里派给的公车，坚持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有段时间，所里开了一辆班车，可以使他少转一次车，但是丁先生坐了两次就不坐了，继续坐他的公交。问及原因，原来是他觉得坐班车的人太多，不如晚些下班，错过班车时间，还坐他的公交。有人建议他在家办公算了，他很不高兴地说：“我现在还活蹦乱跳的，能挤车到所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乘车上班方面如此苛求自己，拒绝特殊化，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并不是苦行僧，并不是不懂得生活，也不是没有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全扑在了所从事的事业上，心无旁骛。又譬如，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郑成思，也是这样，一心只顾事业。他刻苦勤奋，不计条件，多次获得国家的嘉奖，在2004~2006年连续三年被权威的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然而，他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却降到了最低。他的一位同事写道：“到过郑成思家里的人都会发现，其居所之局促，其装修之简单，其家具之老旧，其布置之随便，一如20年前之普通城市家庭，实在出人意料。”可是，这样的情况何止郑成思一人。譬如著名的元史专家翁独健，到过他家里的人都会留下两个很深的印象：居室之简陋和藏书之丰富。他住的老屋年久失修，加上暖气管道设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到了墙壁龟裂，夏潮冬冷的地步，实在是名符其实的陋室。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笔者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对这些专家的住家和书房单独加以考察，做个微观研究，就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看看诸位学者的“学问人生”，或许会因此看到许多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特色。
对学者们来说，事业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荣誉，他们的快乐和享受，他们的生命之歌。只要有书读，只要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所思所想，奉献出来，提供给社会，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不管有多大的障碍和困难，不管条件是多么恶劣和艰辛，他们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眼前的这本书中，这样催人泪下的事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请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在敌机的轰炸声中依旧在学校的宿舍楼里写作他的名著《知识论》。到好几枚炸弹落入学校校园爆炸时，他才拿着手中的笔下楼。不幸的是，在他完成《知识论》六七十万字的书稿后，恰恰又逢敌机轰炸。这次先生带着书稿去北边山上躲避。而这次轰炸的时间很长，当解除警报响起时，先生却忘了拿书稿就急着走了。等到想起回去找时，书稿已经不翼而飞。这个打击是多么大，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只好再写”。又是几个春秋，直到1948年底，才再次完成书稿。这需要何等坚忍的决心和毅力才能克服这样无奈的困难呀！
请再看看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四人帮”的迫害，孙冶方被投入监狱达七年之久。然而，即使在这非人的环境里，孙冶方依旧想方设法要把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发表出来。他的身体可以被监禁，但是他的思想是无法监禁的。他用默念默记的方式，把《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的腹稿打了85次；而且以写交代材料为口实多要白纸，化了一个多月，伏在床上完成了三万多字的《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的长文。
书中这样的事例、类似的场景可谓俯拾皆是。意大利文学专家、意大利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的获得者吕同六病危住院，消化道出血，病情虽然严重，但只要略有好转，他就抓紧时间工作，直到去世前一周还坚持用中、意两种语言向他老伴口述发言稿。他心中想的始终是工作。著名梵文专家徐梵澄在病入膏肓、弥留之际，还要挣扎着翻看摆在床头的译著《薄伽梵歌论》的清样稿，常常是校看一会儿又睡过去，醒来又看几行，如此断断续续直至离开人间。经济学家顾准，命途多舛，两次被打成“右派”，历经种种磨难，不仅生活上穷困，而且感情上备受煎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环境中，与他热爱的母亲只有一街之隔却至死不得相见，在他的爱妻被迫害至死以后却不允许与她的遗体告别，在他的女儿来京出差时却不能如愿与她见面，如此等等。然而，恰如宝剑是由烈焰淬火而成的一样，顾准也在磨难的考验中更加坚强和富于远见了。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他正是我国最早探索计划经济的弊端并提出需要实行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人之一。
这样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对事业的专注，也表现在学者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民族学家史金波为学习早已死亡的西夏文，不辞艰苦，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他每天浸泡在这死文字中，琢磨这些难懂的符号，一面记卡片，一面对照记忆字形、字义、字音，一个学期就熟记了1000多西夏字。著名学者于光远一生坚持“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原则，在飞机上、在汽车里、在机场候机大厅，他都利用一切机会埋头写作，更不用说在书房里和电脑前了。近80岁时，因癌症住院，手术后仅过了56个小时，于老就要求口述文章。90岁时，他对来祝贺的朋友们说：“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美学家蔡仪古稀之年还与年青人一样地工作。他在73岁时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些天来我工作的时间特别长，早晨约1个钟头，上午约3个半，下午约4个钟头，晚上一般2个钟头，总计除生活杂事不计外，正式工作时间大约11个钟头”。蔡先生是有名的“工作狂人”，每每投入工作他就全神贯注，忘掉一切。
我们并不赞同老年人不顾健康像年青人一样地工作，也不希望人在有病以后不注重治疗休养，而只顾工作。但是，这里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赞扬的是那种为学问忘我工作的精神。
这就是生命之歌，是一个人要在他的一生中用生命，用良知去唱响的歌。
不论是在“文革”昏暗的艰难岁月，还是在濒临老境的夕照时刻，对这些对生命有所领悟的学者，心中都会响着生命之歌的旋律。它会带来希望，带来力量和对明天的憧憬。请听著名翻译家罗大冈的两首诗。在“文革”刚结束时，罗先生在《严冬里的阳春》中写道：
“牛棚里你怎样熬过十载寒冬？
漫长的黑夜你怎样苦盼天明？
…………
我们爬行了十年，顶住了狂风，
我们匍匐着穿通阴暗的隧洞，
但是你我始终相信阳春必将来到。
严冬季节要始终相信阳春，始终！”
对劫后余生的生活，罗先生充满了豪情，他在《白发逢春》中写道：
“满园春色，一个白发老人扶杖独行，
他可以‘离’，可以‘退’，可以‘休’，
他不能将剩下的日子付诸东流！
…………
祖国的新春也要为白头翁高举酒杯，
即使老人不能痛饮美酒，
也要痛饮一杯高兴的泪水。”
生命之歌会一代一代地续唱下去，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表现出来。让我们静静地坐下，轻轻打开这部《学问人生》，安静地，但是细心地聆听其中的歌声，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歌唱得更加响亮些！
《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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