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当年在纪念册上给作者题字
抗战八年，我有六年多是在沦陷区北平度过的。一直到1944年冬天
我的父亲梁实秋是抗战开始时离平入川的。我们母子一行四口,于抗战胜利前一年才投奔住在重庆北碚的父亲。我记得那时通讯只有写信或电报，没有电话，电报是靠人的两条腿送到府上的。所以消息不很灵通。我们没能在和父亲约好的抵达时日准时到达,害得父亲跑到青木关接我们落了空。我们自己想办法抵达北碚公路车站时,没人接,两眼茫茫,又不知道父亲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都不知道。以前写信都是写四川北碚雅舍梁实秋就收到了。于是我们只好厚着脸皮向附近兜生意的脚夫打听，雅舍在哪里？没想到，人人都知道。脚夫们扛起我们的行李就叫我们跟着走。在黄土公路上走了好久，就说到了。但是我没看到房屋，没有路标，更无门牌。脚夫说还得爬山，于是我们拾级而上，到了半山腰，看到一小栋民房，这就是雅舍了，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家了！那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我哪里知道这栋小小的雅舍半个世纪后竟成了北碚的景点！其实现在的雅舍已不是从前的雅舍了,而是由我记忆画图,由专家重新设计建筑的“高级”雅舍了。我说高级是因为这个新雅舍大概是有自来水和电灯的！我想那个猪圈大概没有重盖,房前的梨树大概也随着时间的消逝物化了。
我住雅舍的时间很短，因为多半时光是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度过的。南开是住宿学校，没有走读生。所以，我12岁离家住宿，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父亲那时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国立编译馆做义工，响应政府要求公务员兼职不兼薪共渡国难的号召，父亲只领参政员的薪金。那样菲薄的薪水一人度日还可以维持，突然增加了我们四口，还要送我们到私立学校，其艰苦可想。母亲立刻找到工作挑起抚养我们三个孩子的责任，从来没有让我们受半点委屈。那时物质上虽然贫困，大家也会穷中作乐，记得大人孩子都爱唱歌，唱戏，下棋，玩纸牌，摆龙门阵（川语：聊天）。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娱乐。
暑假我回家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晚饭后，坐在雅舍前面的一小块阳台上乘凉。这时父亲的近邻友好就会来聊天。一直谈到入夜才尽兴而去。常来的客人有老舍、老舍夫人胡?清、庐冀野、蒋风白、李长之、萧伯青、朱锦江、杨中子、李清悚、赵清阁、方令孺、顾一樵（毓?）、席正庸、陈可忠等前辈。那时家中的客人多为文人雅士，好像,每位都能诗能文，还可以随兴对客挥毫。我是小孩，也喜欢挤在大人堆里，请他们给我的纪念册上画画儿或留言。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留在身边，看到它就仿佛又回到了抗战时期。
我到北碚后就插班进入重庆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第一天上课，老师带我们唱歌，唱的是抗战歌曲：九・一八。没有乐谱，没有歌词。就跟着老师一句句地唱。于是我也唱：“揪一把，揪一把！”心中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我们“揪一把”。我是沦陷区长大的孩子，哪里知道九・一八的意义呢？
最使我难忘的一次北碚经验是七七献金运动。那时同仇敌忾，士气极高，一经有人振臂高呼，马上全民响应。真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没钱，可以出力。可是一个文人怎么出力呢？于是老舍和父亲出了个好主意，来个对口相声，算是献金晚会的节目之一。这就成了以后文坛上人人乐道的一件轶事。这次运动还有义卖会，人人捐献实物义卖，我以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这就是我所说的含有长辈们书画的那本小册。
北碚附近有个北温泉，偶然我们也去洗个澡。我记得有一次和大孩子们一起去嘉陵江边骑马到北温泉。四川马很矮小，但是对我而言还是很高大。我没有任何训练和骑马的常识，就爬到马背上去了。会骑马的大孩子一马当先，飞驰而去，我的马跟着就跑。我在马背上被颠得三魂掉了两魂，不知如何叫马停下来，把我吓得魂飞天外，死命抓住马鬃，只求保住一条小命。好不容易马累了，停下来了。从此，我对骑马颇具戒心。
上世纪30年代梁实秋先生在重庆
南开中学在后方算是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虽说是男女同校，事实上是男女分开上课的。校舍是砖造楼房，这一点就算是非常奢侈了。虽然玻璃窗破了，要用纸糊，水管子里多半没水，洗脸都成问题，就不要谈洗澡了。吃饭是八人一桌，平价米饭管够，菜只有四道，多半是水煮青菜豆腐之类，用土制的碗盛着，也只有半满，要是有一点榨菜，或者肥肉就算是开斋了。因为榨菜又咸又辣，可以下饭，那年头，不管什么营养，色、香、味，有什么吃什么，吃饱肚子要紧。周末有家可回的就自备私菜，放在罐中。等到公菜一抢而光时，就把私菜拿出来自己一人享用。我家远，一学期才回一次家，没有私菜。偶然母亲托人给我带一小罐加盐的猪油，我就可以拿一勺白白的猪油拌在热饭中，香喷喷地滑滑地就可以吃下一大碗饭。这是很难得的享受。现在想起来有点恶心。有人说南开是“贵族学校”也不为过。因为管饱，米饭管够。吃过平价米的人大概都记得是什么滋味，里面除了稗子、谷壳、沙子外，还免费外敬动物性食品，小肉虫，耗子屎。每顿饭有热汤，也管够。多半是盐水里漂着几片菜叶，不见荤腥。饭和汤都放在特大的木桶中，足够几百人吃喝。听说男生部食堂的汤里有肉，我们好生羡慕，原来是汤桶见底时，有煮得烂烂的死耗子一只，也算见了荤腥！我每顿吃三碗饭，卡路里不缺，长得胖胖的，其实是营养不良。别的学校饭不一定管够，所以穷富完全是比较性的。说起私菜，我记得一位同学实在抵不住诱惑，偷吃了别人的私菜，被查出来了，老师给她记了大过，公布了姓名。她羞愤自杀了。这个案子一直在我的心中永远无法拭去。那时我才12岁，我立志要从事教育，要用爱心去教育孩子，我想爱心的感化力是强过严格的教条的。
我在南开时最难忘的一次活动是因张莘夫到东北被刺引发的一次爱国游行。高中生都可以参加游行，我们初中生不准去，因为要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路途太远。我不听话偷偷参加了，爱国我是绝不后人的，可是差点把我累死。那激昂的情绪，热血沸腾的感受，至今难忘。
抗战八年，中国人民生灵涂炭，1945年两颗原子弹终于结束了那场世界大战。我记得1945年8月14日下午，正值暑假，我在雅舍，突然听到小报童狂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号外！”我飞奔出去拦住报童买了号外，全家疯狂。不一刻，又有叫卖号外声，当然还要买。我们一共收购了3个版本的号外。14号晚我们参加了火炬大游行，庆祝抗战胜利。平时我们小孩哪里可以玩火，这一天，大人也都疯了，不管我们了，我们大撒欢儿，每人举着用竹条蘸在煤油里做成的火把，浩浩荡荡地在公路上走，一直走到北碚市区。
兴奋过了，要冷静地思考如何返乡了。突然间我们外省人（四川人叫我们下江佬）都要返乡，哪里有那么多的交通工具？于是我们苦等了一年，才买到船票，顺江而下直达南京，正式结束了我在陪都的两年生涯。
我们收购的号外计有：新民报，嘉陵江日报和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直属北碚区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号外。父亲还保存了8月16日的中央日报，正式报道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这些文件我非常珍惜，这是无数人民的生命和血泪写出来的历史，我要好好保存。于是在我学画学裱画的年代里，我亲自把这些文件托裱起来，使发黄的、比草纸还薄的、一碰就破的纸张可以永存。近年来，拿出把玩后，又翻译成英文，将来留给不识中文的后人收存。
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故为文以志。
（作者为梁实秋先生幼女，现旅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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