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作家赵柏田新近推出《岩中花树――十六
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一书，受到评论界热烈关注。该书所写为明中叶至清前期200余年间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王阳明、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等等。作者着力的并非人物事功的呈现和思想的解析，而是其日常生活史的勾勒，加之采用了小说一般的叙事笔法和笔调，似把读者带入到了历史情境中，让读者切近感受人物的命运沉浮和喜怒哀乐，令人印象深刻。
赵柏田去年出版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叙事风格上与《岩中花树》相类似，其聚焦的也是江南文人，只是时间移到了20世纪，书中写到的包括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等11人。该书出版后广获好评，《读书》杂志称其绘制了“一个时代的人文地图……给出了被大历史遗忘的时代的边界”，评论家敬文东认为“它是一部‘小历史’……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其指向却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
在历史写作异常热闹且风格又极其多样的今天，赵柏田的历史叙事还是显得极具特异性，是否如评论者所说，他“为历史叙事开辟出一条新路”呢？也许还需要等等看。在此，我们不妨听听他是怎么理解自己所打造的文体，其师承如何，以及他是如何看待历史的。
问：读您的两本书，觉得很难对它们做文体上的一个归类。散文？传记文学？非虚构小说（如以第一人称写王阳明的《岩中花树》那篇）？非虚构？……您自己对此如何理解？
赵柏田：当然是非虚构的。叙述历史怎么可以虚构呢？如果那样不负责任，那真成了孟森先生指斥过的“倒乱史事，殊伤道德”了。孟森先生把小说和历史叙事分得很清楚，小说家言，“劈空结撰犹可”，历史叙事来不得虚构。这两本书中的篇什，大部分首发于《江南》等杂志的专栏，《岩中花树》、《红色少年》等篇，最早是在《人民文学》、《山花》杂志的小说栏目发表的。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后，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小说家朋友把它们当作小说和我讨论，而一些学者又会和我讨论其中的学术和思想史的问题。我想，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的这一文体杂糅了小说、传记文学、学术著作的各种元素，却又像一匹野马一样，没有为哪一种固有的文体所牢笼。所以说这是一种跨文体的写作，一种溢出了固有文体规范的新的叙事方式，或许它还在很多人的知识范围之外。是的，可能它一下子无法归类，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匆忙给它下定义。无法定义，说明它是敞开的，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当然，您或许会指出，我这样的写法其实还是有师承的，譬如把它追溯到黄仁宇、史景迁那里去，但这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为什么就不能从本土生长起来呢？这么说，您把它称作“柏田体”我也不会反对，呵呵。
问：很多论者指出您的写作运用了小说笔法，我的感觉也如此，您觉得呢？您如何理解所谓的“小说笔法”？《岩中花树》跋中说：“一部思想史也不再是几个干巴巴的人名、概念、流派纠成一团，用心体察，一纸一页，全是生命的湿润和情谊了。”这个效果是否正是“小说笔法”促成的？在写作中，想象和史实的关系如何？虚构的侵入也许不可避免，那么其限度在哪里？个人看法，《岩中花树》一篇以第一人称来写王阳明，是一个“危险”的尝试。
赵柏田：论者所称“小说笔法”，我想指的是我的叙事精神和态度，指的是我对历史深处人性的勘察，而不会是说我以虚构、杜撰为能事吧。读者如能从我的书中读出思想史背后“生命的湿润和情谊”，正来自我像小说家那般对世道人心的体察，来自我对人性一直没有停止的勘探，而不仅仅只是“小说笔法”。事实上，我担心“小说笔法”这个词可能会对读者有误导。譬如说“故事”，这一小说最基本的元素，小说家是在创造故事，而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则是发现故事。“创造”与“发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优秀的历史叙事者的看家功夫，是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由内心省察和精心甄选，发现这些“故事”，抽取种种线索和细节编织成往事的面貌。
历史叙述确实需要重新找回想像力。因为近代史学已经失去了想像的活力，特别是兰克史学之后，历史已经被圈定为基于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一流风在上个世纪初对中国史学界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傅斯年就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科学一般。其实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是亦文亦史。
什么是历史想像力？我想举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来说明。他说，当我们眺望大海，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高卢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历史留存着太多的空白，历史想像力就是去填充这些空白的一种能力。
所有的历史叙事都要以史实为基准，失去了这一点，越是瑰丽的想像越会把你拖到悬崖边，最后堕入魔道。虚构的侵入？“侵入”这个词您用得很好，我们应该警惕这种“侵入”，因为历史的想像力不能没有边界。
《岩中花树》一书中写王阳明的一篇，是我全书中最看重的，因为它以形式冒险（第一人称）的代价抵达了16世纪一个思想家的内心深处。它是到目前为止我实践上述这种“历史想像力”的一个典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那里面涉及史实方面的，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我写它花了三个月时间，而前期的准备足足有十年，这十年间我不止一遍阅读他的全集、书信、同时代人的著述，爬梳、校勘、甄别史料，所做的几乎就是一个历史学家那样的工作。
问：大家都很关心您这种文体的出处，除了您在《岩中花树》附录2中提到的尤瑟纳尔、史景迁，还有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的黄仁宇。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对这三个人的阅读，以及这种阅读与您的写作的关系？
赵柏田：去年我的《历史碎影》出版后，香港《文汇报》评论的标题就是“黄仁宇与史景迁的合作之体”。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以说当下的历史叙事者没有谁能轻易绕过去。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读这本书，向人推荐时好多人还不知道他。我读他的书没有好多人的那种“历史竟然可以这样写”的想法，而是觉得历史就应该这样来写。
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中的普鲁斯特，尽管他写康熙皇帝自画像的《中国皇帝》未臻化境，过于蓬勃的想像力又时时溢出史料的堤坝，他还是启发了我：历史叙事应该并且可以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他的书常有一种电影般的特殊效果，并且暴力随处可见。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他那种密实的叙事和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一直吸引着我。尤瑟纳尔从21岁开始就计划写哈德良了，她曾经在创作手记中说，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耐心和坚韧，还有找到叙事语调的重要性。我着重还要提到的是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历史学家全祖望，“大家必有牢笼一切之观”，他使一向积弱的南方文风呈现出了坚硬的一面。
问：敬文东先生在给《历史碎影》写的序言中称您的作品为“小历史”，其材料是“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但其野心却是告别“历史教科书上[对人物]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从而透露“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您觉得这个概括如何？
赵柏田：敬文东先生是我敬重的评论家，他的“小历史”的提法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历史碎影》的叙事策略。我想这“小历史”，是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而言，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去观照过去的人和事，还原历史的生动与细节。在方法论上，一是剥去标签，还原人性，二是重建内心世界。历史不该是公式化的，民间性、日常化的话语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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