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征，1955年生。华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目前主要的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教育和教育哲学。著有《宋代教育――中国古代
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学校志（先秦～1949年）》等。
在请杨先生回忆他的读书生涯时，我也提及了“名家荐书”。让我吃惊的是，已经年逾九旬的杨先生竟谈到了一本新书：袁征的《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他介绍说，这是一本读来很轻松，读后有沉重感的好书。读来轻松，是因为文字流畅轻快，读后沉重，是因为对中国教育有学术的梳理和严肃的反思。
作者基于自己对中国教育史的分期（先秦为古代学校教育第一阶段，秦汉后为第二阶段，宋明理学统治地位的确定标志第三阶段的开始。20世纪第一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1927至1949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现代的第二阶段），将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专论孔子，中篇“中国古代教育从中期进入后期的转折”主要讨论宋代的教育，下篇“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演变”讨论了现代大学精神和教授治校，1924~1927年的广东教育制度，西安事变后高等教育的国有化现象，以及蔡元培、胡适、顾颉刚、郁达夫等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等。既是视角独特的文化史和教育史，又是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探讨。
杨先生欣赏这本书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被“公认”的观点提出了富于创见的异议。
孔子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本书在比较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后指出，他们的三大区别在于，第一，苏氏重在探讨真理，宣称自己并没有现成的结论教给他人，而孔子更习惯于训诫弟子，不喜欢学生提问、质疑和辩论。对待追问的子路，他干脆地批评说“恶夫佞者”，王充早就说“学于孔子，不能极问”。第二，苏氏作为纯粹的学者，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理性的尊严，而孔子渴望从政，所以讲话都注意察言观色（“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敬畏权威（“君子有三畏”），自觉维护政府的正面形象（对于宰我说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的阴暗面，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第三，因为宗法制度的影响，孔子称学生为“小子”，讲授用不容商量的教训口气（“由，诲女，知之乎？”）批评和评论学生用词粗鲁（“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不可圬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讲求威仪（“俨然人望而畏之”），觉得跟人尤其是跟学生争论有失尊严（“君子矜而不争”）而苏氏称学生为朋友，没有礼节上的拘谨，也少思想上的约束。
此外，作者认为孔子道德至上的极端主义、认为自己的主张是世界唯一的正确（“何莫由斯道也”）、不遗余力地维护等级制度等，都是严重的偏激倾向，不足为训。并引用韦伯的话说，孔子的谨遵道德导致“谨慎的自我控制、自我审查和自我戒备”，造成了“对所有激情和快乐的全面压制”。
蔡元培一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教育思想家。作者却认为他是“思想开放的教育管理者，却不是教育理论家”，而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蔡氏在1927年政纲里提到要“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皆有干涉与更易之权”，为《中央日报》创刊题辞是“党外无党，囊括长材”。这和大众印象中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简直判若两人。作者对其“教育思想的重要变化”有独到的分析和评价。
作者之所以能这样发常人所未发，是因为其对学术有独特的理解。他在后记中提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一个观点，新奇是学术观点可以被接受的首要标准。这非常出乎人的意料，因为一般认为，正确或观点公允才是学术的目标。可是，正如波普尔所言，即使再小心，我们顶多只能说至今没有发现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只有大胆提出“经过严格审查”的新观点，才能推进思想的拓展和学术的发展，这才是学术的根本价值。否则，人云亦云的学术思想何必存在？
杨宪益先生最后还提到了一点。一般来说，作者在后记中总会感谢很多人：师友、责编、家人等，而作者袁征却在后记中表达了“对学生们的谢意”，说他的研究生们毫无顾忌地追问和挑剔他的观点，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肤浅和疏漏，他的进步是一届又一届学生逼迫的结果。这样的为师之道，本身就体现了良好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杨先生最后说，教育就是需要这样大胆的反思，学术就是需要这样独立的“另类”，否则就没有进步。
《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发展和转折》，袁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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