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主编焦灼生存

近来诗坛活跃。诗歌事件不断出现，梨花体的探讨，诗歌排行榜的推出，各类诗歌颁奖，“特大诗歌号”推出，另外还有众多的诗歌研讨活动，一次次地把众多诗人们聚集起来，也再次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刊物，诗歌刊物生存的话题再次为作家们所关注。这方文学的圣土，曾经、现在

韩作荣　考虑刊物生存问题　无奈放弃写作

我很喜爱这个工作。我喜欢的事情和我从事的工作是一致的。这是最大的乐趣。我非常热爱文学，从小到现在一直怀有敬畏之心，我认真地从事着这项工作。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文学刊物成为畅销刊物，目前文学刊物的生存状态，虽然和畅销刊物没法比，但也在正常运转。整个期刊市场比较低迷，但是实用性消费性的、年轻时尚的、妇女的、文摘的刊物，和当前社会风尚配合得丝丝入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更精微的消费品。那种特殊的时代，期刊承载的东西太多。现在文学回到本身，刊物也不会再承担文学以外更多的东西。

这几年，《人民文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认为，刊物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不能失去原来的特点。所以，我们除了想方设法拿到好稿子外，还是以质量求生存和发展。

物质生存稳定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文学整个状态还会得到提升。我对刊物将来的生存状态很乐观。现在《人民文学》除了订数之外，还有外聘的工作人员，光零售比邮局订数增加了一万册。问题是，如何让刊物直接进入视野，好多人不读书，这是大问题。文学刊物只能靠自己努力，只能通过和企业联姻，寻求支持，把文学期刊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有些刊物走到市场上，无异于让它死亡。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支持。

6年来，我主管《人民文学》，采取了诸多措施：第一，制定编辑方针，坚持双百方针，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不排除任何一种创作方式，要求是最好的作品，加强编辑部工作手册，要求大家把责任落到实处；第二，从刊物整体来说，增强权威性。回到高水准，恢复、增强权威性；第三，不断和企业联系，希望在经济上立足，找到支撑点。

在所有文学期刊中，《人民文学》设置奖项是最多的，年度奖、茅台杯，追加奖金给好作者，使他们在精神创作的同时物质上得到保障。人民文学没有任何暗示的评奖，成为没有任何风波的奖项。利群奖专为奖励新人，因为文学不断靠新人接续，文学刊物需要不断充实新鲜血液，把生动鲜活的作品吸引过来。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吸引作者，不断有新鲜作品也是繁荣文学。企业搭台文学唱戏的方式，也为期刊在市场出路的探索上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不但提高了企业文化的知名度，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人民文学》就推出诗歌、小说等多品种专号，这一集中展示优秀作品的做法立即引起关注，供不应求，有的刊物被国外的汉学家讨去。今年3月，《人民文学》又推出“诗歌特大号”。近来那些惹人注目的事件，其实与诗歌本身无关。事件遮蔽了诗歌的本来面目。我们要揭示诗歌真实的生存状态，要让人们知道诗歌到底是怎样，不简简单单像人们看到的口水诗。

陈思和曾说，期刊中诗和短篇的水平最能表现艺术的高度。我也这么认为：对艺术的细微的把握，诗和短篇的高度决定刊物艺术的高度。

从主管刊物开始，我基本上已没有多少时间写东西，只在“非典”时期在家里写了几十首诗。现在几乎全身心投入刊物，因为不仅仅要考虑刊物本身的生存问题，还要考虑人员的生存等问题。刊物的工作让我无法沉下心来创作，索性就先放弃了。

叶延滨　《诗刊》有所为，有所不为

诗坛现在十分活跃，除了作为主流媒体的《诗刊》《星星》《诗潮》等诗歌刊物外，还有大量的民间社团交流印刷的“社团民间刊物”以及网络诗歌。网络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诗歌是有冲击的。作为纸介媒体的中国诗歌，应该说在美学意义上发展得比较完整。网络是新的载体，当然会对诗歌产生影响，更自由，更杂芜，更难有共同的标准，也会将网络时代的新元素、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困惑带进诗歌。与时俱进，诗歌界就有一个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课题。百花齐放，也就有蜜蜂、蛾子、绿头绳一起飞；百家争鸣，也有难免雅乐、通俗甚至疯话鬼话一起出声。因此，面对今日诗坛，和各种不同的诗人交往，办刊人一要有眼光，眼光把握不同作品的分寸尺度；二要有肚量，肚量海纳各色诗人的秉性气派。

1995年，我到《诗刊》任副主编，此前，在四川作家协会的《星星》诗刊工作了12年，从编辑做到了主编。曾想换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因此，离开《星星》主编的岗位，到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当了两年的系主任。2001年，我被任命为《诗刊》的法人代表和常务副主编，2005年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不再兼任各刊物的主编，经考核通过正式任命我为《诗刊》主编。简单地说，我主要的经历就是在《星星》工作十二年，从编辑做到主编；在《诗刊》又工作十二年，从副主编做到主编。

《诗刊》是影响极大又具有自身传统的“国刊”。臧克家、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和高洪波这些著名诗人和文学界领袖人物先后任过《诗刊》主编并为《诗刊》创造了光荣历史。我主持《诗刊》工作后，文学界和诗坛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要使刊物贴近读者、贴近诗人、贴近生活，我和《诗刊》的同仁做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把每月一期的《诗刊》变成每月两期的“上、下月刊”。诗坛变化了，比较单一的创作方法变成百花齐放流派众多，特别是青年人的探索和创新给诗坛以冲击。因此扩大版面满足各种风格诗人的需要，特别要给青年人更多的园地，因此，新增加的下半月刊主要面对青年诗人，每年可以为一千名青年诗人增加发表新作的机会。这样坚持了几年，大大改善了《诗刊》与读者、《诗刊》与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的关系。

此外，《诗刊》改变过去坐在编辑部编稿子的老办法，创造和营造《诗刊》的品牌。我们除了刊物，最有影响的品牌有三个：走出去和诗人、诗歌爱好者加强联系，开展诗歌活动，扩大诗歌的影响面，是近年《诗刊》重要的努力成果。第一，我们从2001年起，每年4月到5月都在全国泛围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活动，开展广场诗歌朗诵会，诗歌讨论会，送诗到社区、学校等。我们每年在20个城市举行这个活动，5年来有100个城市加盟这个活动，今年是第6年。第二个品牌就是每年举办的“青春诗会”，这是老品牌，每年从全国选出十来名有前途的青年诗作者，进行改稿、讨论，集中在刊物推出。这个品牌一度因经济困难而改成每两年一届，现在我们坚持每年办。第三个品牌是一年一度的“华文青年诗人奖”，从2001年始，我们每年请有关专家从本年度报刊中发现推选最具创作潜力并创作状态最佳的三位诗人。这个活动坚持了5年，在青年诗人群体中反响较好，“春天送你一首诗”是群众性的活动，而“青春诗会”是发现和扶持诗坛精英，“华文奖”鼓励创作和引导创作。

《诗刊》坚持自己高雅纯正的办刊风格，同时坚持提倡健康人格和健康诗风。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对于网络“恶搞”诗写作，对于媒体“热炒”诗事件，《诗刊》均保持冷静不介入。我希望每个人都应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保持诗人尊严和诗歌尊严，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情感世界的最起码的尊重。我相信，是泡沫都会过去，诗歌作为人类情感载体，将与美好的人类情感与世共存！

在担任《诗刊》主编以前我一直坚持文学写作特别是诗歌写作，陆续出版了30多本文学著作集，其中有17本诗集。好的作家特别是好的诗人大多是业余的，而编辑最好的业余爱好就是写作！很难想像，一个自己不会写文章的编辑会是好编辑。报纸和杂志尤其如此！当然，写长篇小说这类需要整块时间的写作会与编辑工作产生一些冲突，从事诗歌、散文、评论写作等则是双赢的事情，很难想像一个不会写诗的人会编出好的诗刊来。

坚持写作的人更能掌握创作的趋势和体察诗歌的优劣。我曾对一个向我提这类问题的老领导说，当你读到我写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叶延滨下班后没有去打麻将，泡酒吧，更没有去钻营跑官，正在家里傻读书傻写字！如果人人都像叶延滨，天下太平！

坚持读书写作是最有利于主编（甚至整个编辑行业）职务性工作的业余生活。当然我一般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东西，因为主持《诗刊》工作，我的作品就没在《诗刊》露过面。

《诗刊》先后被新闻出版署评为“国家期刊奖”和“百家社科重点期刊”，我也被授予“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但我对现状并不满意。

把我放在《诗刊》主编这个位置上，有三个理由：一是我的专业技能及水平，学的就是编辑专业，并有在不同刊物工作的经验。二是我的行政工作经验，从插队当生产队长，在工厂、机关又做过多种工作。三是我在诗歌创作上的经验与影响。仅此而已。如果《诗刊》主编是这样一个人，更年轻专业，更热爱诗歌，更富有朝气，更懂得经营，更理解诗人，那么我想《诗刊》就会有更大的变化。

赵丽宏　直面文学期刊发行难题　挤时间创作

诗坛活跃，年轻的诗人有创新的欲望和实践，是好事。尽管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不必因此担心。我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优秀的诗人和作品总会脱颖而出，而那些蹩脚的、无病呻吟的、不知所云的被冠之以“诗”的文字，不可能有生命力，被淘汰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诗人，我会继续自己对诗歌艺术的追求；诗歌创作在《上海文学》历来得到重视，我们的“新诗界”栏目，被中国的诗人们看重。作为刊物主编，我会坚持在《上海文学》为诗歌提供一席之地，让更多有才华的诗人在我们的刊物展示最新的创作。

2003年5月，我担任《上海文学》社长，负责杂志的全面工作。作协当时还聘请了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担任杂志社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上海文学》作为国内重要的文学月刊，一直坚守着纯文学的风格，在文学界的影响并未衰落，作家、读者都重视这家老牌刊物。但是《上海文学》也面临国内文学月刊共同的难题，发行量不大，经济面临困境。

2006年下半年，我担任《上海文学》主编。我认为，《上海文学》这样的纯文学杂志，必须坚持追求崇高的文学理想，以严肃严谨的态度编辑杂志，发好作品，倡导良好的创作风气，扶持文学新人，如果以媚俗的方式改变形态，那无异于自杀。

做主编我尽力而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对《上海文学》，我有感情，希望通过自己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努力，把刊物编得更好。

在编好刊物的同时，我们还广泛寻求社会支持和合作，以保证刊物的正常运转，并扩大刊物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对文学事业的关注。经过努力，这几年基本上解决了经济的困境。

从2003开始，我们连续三年举办《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赛，第一年短篇小说，第二年散文，去年是诗歌，三届文学新人大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作者和很多海外华人参与，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个大赛，已成为《上海文学》的品牌。这样的文学征文大赛，扩大了刊物的稿源，吸引了更多的作者和读者，也提升了刊物的影响。今年的“中篇小说大赛”正在进行，不少优秀的作品正在刊物上陆续推出。

从今年开始，华东师大出版社参与协作办刊。和大学出版社合作办刊，主要是利用大学出版社的影响力和财力支持刊物的发展和运行，刊物的形态决不能因此改变。《上海文学》如果办成一个学院式的刊物或者学术性的刊物，那就改变了这家文学名刊的办刊初衷，作家和读者都不会赞同。

2003年负责刊物工作后，写作的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对创作肯定有影响。但这几年都有新书出版，2003年出版散文集《记忆中的光和雾》、《灵魂的故乡》、《艾尔米塔什之霞》，2004年出版散文集《壶碎了，诗还在》、《闻乐札记》、《寻找玛雅人的足迹》、2005年出版长诗《沧桑之城》、《赵丽宏散文》（上下卷），2006年没有出版新书，不过有两本散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今年上半年会出版。

不管办刊有多忙，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不会变，还会尽量挤时间创作。去年我在《新民晚报》开专栏“玉屑集”，写关于读古诗的随笔，已写了五十多篇，还准备再写一年，会出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