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弗洛伊德首次造访希腊的卫城。虽然自学生时代起他对作为概念的卫城已相当熟悉，但身临其境时还是被一个令人惊奇的想法所震慑：“原来这些都真实地存在着，与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并无两样！”其实，他从未怀疑过卫城的存在。我们许多人，在首次真实地看见我们此前在图片里见过千百遍的那些伟大建筑时（如金
弗洛伊德的文章是作为一封公开信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1936年1月29日是这位法国作家的70岁生日（该年弗洛伊德已界80），弗洛伊德于1月15日寄出了这篇文章，在他的生日当天还发去了贺电。罗曼罗兰在2月8日回信时感谢了他。但这封信篇幅很短，于是人们就怀疑罗曼罗兰是否真的珍视弗洛伊德的贺礼。不过事实证明他确实予以了重视。在弗洛伊德寄出文章5天后，罗曼罗兰给瑞典科学院写了信，推荐“来自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医师教授”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罗曼罗兰写道，初看起来，医学奖似乎更合适，然而，弗洛伊德的伟大著作对心理学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为分析情感与理智的生活开辟了新的路径。在此前的30年里，文学创作已深刻地受到了弗洛伊德著作的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说，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新小说与戏剧中的最杰出代表都带着他的深深的烙印。”罗曼罗兰补充说他与弗洛伊德有私交，并赞美了其高尚的人格，认为“在其毕生的坚韧工作中均能一直保持不变。虽其工作未能得到官方的承认，或者由于科学机构的缄默而窒息，但由于其新思维的勇气与胆识而一直激发着人们”。
诺贝尔奖得主有资格为该奖推荐候选人，罗曼罗兰提名弗洛伊德导致了瑞典科学院的一场热烈讨论。在此后的一些年里我们对弗洛伊德因其文学才能而受到赞誉已变得更加习以为常了。然而，瑞典科学院却在一个声明（2001年公布）里否决了此提名。这个声明就像弗洛伊德的那篇文章即公开信那样是一篇修辞学上的杰作，简明扼要又一针见血。根据声明的说法，弗洛伊德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其在治疗过程中的精神分析方法之上的，而仅仅那些“医学科学的权威们能够评估此价值。奖项的提名原本应该交给那些权威”。声明又说：
“我们很容易就能认识到其观点的明晰而流畅，而且其文体显然是既优美又高雅。也许只有《梦的解析》是例外，而他的所有学说都是建立在该著之上的。在这部著作里，他的描述有时不清晰，而且硬性套用材料以便强求与自己体系保持一致，此做法使得其推理的流畅性荡然无存。他的推理非常机械，同时又未做深入的批评分析，就把梦的纷扰简单化为一种极端简单的象征――男女生殖器官。做梦者神奇而丰富的幻象被弗洛伊德归结为两个亲密形体之间的一种纯几何简化。……所有的事物都能用这种方式去阐释，但这个方法太规整了，而且我们不讳言其结果是乏味无趣的。”
该声明还描述了所谓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痴迷：
“这对于其治疗方法的实际价值――作为无意识清洁剂的无节制的忏悔，并非是个好兆头。当代社会对其智慧的广泛而热情的接受在未来将被视为其最有特点同时也是最引起质疑的方面。这个事实并非是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靠保障。更有甚者，其他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那些小说家们已受到其学说的局限并将之变为粗俗的影响和烦琐的心理学。”
声明是这样结束的：“任何人只要损害到哪怕是这些小事的最小方面也是不能被授予此桂冠的，尽管他的科学著作里包含着诸多诗意。”1936年瑞典科学院这份声明的签署人是佩尔・哈尔斯特龙(Per Hallstrom)，瑞典科学院的终身秘书及其下属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主席。然而，人们还是会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而医学奖应该是更众目所归的奖项。答案是他此前曾多次被提名为医学奖的候选人，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生理与医学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不予理睬。
弗洛伊德于1915年首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在1917-1920年间每年都受到提名，提名者是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巴兰尼（Robert Barany），维也纳的一位外科医生，1917年成为了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副教授。罗纳德・卡拉克（Ronald Clark）在其著作《弗洛伊德：其人及其事业》（Freud: The man and the cause,1980）中宣称弗洛伊德对巴兰尼的支持感觉有些不是滋味，因为早年他曾拒绝过收他当学生。弗洛伊德写道，他仅对诺贝尔奖金的金额，也许还有想借此恼怒一下自己的某些国人感兴趣。在1927-1938年（去世前一年）间，他又7次受到几位不同人士的提名。1937年，不少于14位教授或诺贝尔奖获得者再次提名弗洛伊德，但还是没能成功。
弗洛伊德终于相信要通过获奖来取得对其工作的官方认同根本不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写道，即便阴差阳错被授予了这个奖项，他也将予以拒绝。然而，他终究未被授予。
虽然弗洛伊德的著作受到了强有力支持，但这甚至也未能导致对他的学说进行完整而彻底的调研。1929年，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亨利・马库斯（Henry Marcus）教授受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委托，要求他做一个初步评估，以判断进一步的调研是否有必要。马库斯态度明朗地表示“没有必要”，因为弗洛伊德的著作不具有已被检验的科学价值。在概述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后，他做出了以下结论：
“经过了对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的全部学说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后，我们必须承认，对作为神经性症状发展的一个病因――受压抑欲望――在其中能起多大作用进行的研究，确实是极其有趣的。此调查同时让我们相信这些结论已受到了神经学家们的官方认同。然而，大多数的研究者（除了弗洛伊德自己的弟子外，但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是他的弟子，也有若干位已抛弃了老师的学说）均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性欲情结在神经的发育成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关于婴幼儿时期无意识的性创伤的假设，显然是未能得到证实的……弗洛伊德为其论点提供的论据太少。因此，由于以上原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其关于梦的解析不是纯属主观的经验及对其做出的阐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说，被其追随者几乎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以狂热的方式接受下来。依我看，该学说无法经受住适当的科学检验。”
随后的初步评估（仅有一页纸长）是1933年由维克多・威格特（Viktor Wigert）教授作出的，他也得出了不必进行全面调研的结论。威格特教授并未概述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他认为这已是无人不晓的常识了。他承认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是极其具有革命性的，而且弗洛伊德的若干“发现”对精神病学理论至关重要，非常可能已达到了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水平。但威格特教授强调指出，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了来自瑞典及其他国家精神病学最高权威的极其严厉的批评。瑞典科学院与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声明从签署之日起直至今日都是有效的，虽然对精神分析的严肃科学的批评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果事实证明其思维建构与客观事实相符合，那么，今日的弗洛伊德也许正如他看到希腊卫城确实存在时那样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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