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香港回归已经十年了。当时我作为英文中国日报报道组的成员，在香港工作了半个月，不但做了大量报道，也算是回归的见证人了。我曾在凌晨的雨中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那一刻；曾在庄严的第一现场目睹了第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就职仪式；我也曾在香港文化中心聆听了《天、地、人》大型交响作品
在香港回归的当天晚上，我在海逸饭店坐电梯下楼，邂逅当时全世界的顶尖新闻人物――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出于礼貌和其他重要任务，我既没有问问题，也没有向他道声好，现在感觉有点遗憾。
作为在中国日报多年撰写文化和教育题材特写和专访的记者，我更关注的是迎接回归的香港专业人士在想什么，做什么。我采访了律师、教师、音乐家等各方面学者和专家，听他们讲述回归前后的香港人如何面对东西方法理、语言和文化的碰撞，如何将“一国”和“两制”紧密联系起来。
律师们的故事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英文作为官方语言主导了整个香港的法律、法庭体系。直到1988年，所有香港的法律和法规都只有英文文本。
香港大律师邹灿基对我说，香港回归以后，任何一个不会说英文的港人都应该有权在汉语语境下受审，并为自己辩护。而创造汉语的法律和庭审语境的工作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到1997年4月，所有当时已有的法律和法规――总共有21,000多页――全部被翻译成中文。有些法庭初审已经开始使用汉语。但这只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钟沛林律师说，不少律师根本读不懂法律的中文译文，原因是译文没有把英文原文的法律原意翻译出来。另外，香港沿用的是英国的案例法，即根据以前相同的案例和判决来确定案子。可是，所有过去的案例和判决全是用英文记录的，把这些法律文书翻译成英文，工作量巨大。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言。
尽管如此，邹大律师说语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重要的是新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该在建立自己的、与汉语相结合的案例法系统走出第一步。案例法是活的法律，应该在特区基本法的基础上发展。
十年过去了，我相信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真的想回访这些大律师们，问问今天的情况。
教师们的故事
在香港回归前，时任当选特首董建华在高校领导国际研讨会上说：我们必须询问自己：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什么人？香港的教育界也在问：教育体系如何才能减少殖民的影响？香港的教育如何为“一国两制”服务？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学生们没有多少机会系统学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不少学校、特别是高中课程，中国历史和文化根本不是必修课。李国章，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在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局局长，说：香港的学生应该开始了解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了。
在这方面，香港苏浙同乡会苏浙小学创始人兼校长孙方中女士是个先行者，从学校1953年招收第一批学生开始，就大胆采用普通话作为学校教学语言。比如，她和她的教师们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时，讲述大量历史文化人物故事。例如，在端午节期间讲战国时代的政治家、诗人屈原，讲粽子的来源。这所小学十分著名，当年很多香港的家长们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送进去学习。现在这所学校就更是表率了。
音乐家们的故事
当年在香港采访期间，我专门访问了香港中乐团。团里的音乐家们自豪地跟我说，香港中乐团是全中国最大的民族乐队，有着最多的民族器乐演奏员。我很惊讶。我采访音乐艺术多年，听到不少音乐家说中国民族乐器个个是单一发展的，相互之间根本没有和声可言，发展由民族乐器组成的大型乐队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
可是，香港中乐团的成员们却坚信中国音乐、民族乐器丰富的表现力。时任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石信之对我说，西方交响乐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取得现在这样和声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磨合。石信之1992年开始担任中乐团的艺术总监。在五年之内，他一直努力让团里的乐手们琢磨、试验来找到民族乐器相互之间的和声，平衡各声部的关系，并鼓励乐手们适应来自不同国度、不同风格的指挥家。几年下来，中乐团积累了很多传统和现代中国曲目，以及更大众化的作品。特别在受着强烈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艺术家们在努力保留并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并取得了很好效果。
音乐家们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港英政府根本不关心香港的文化发展，更别提保护传统文化了。但是，香港的传统民间艺术家们克服重重困难。他们开办了业余学校，教授和传播粤剧、民间舞蹈和音乐。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中国传统音乐家到香港发展，使得香港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了解并欣赏祖国多民族的传统艺术和文化。
十年间，我及我身边的亲友都在不同时期到过香港，亲眼看到香港在各个方面都发展得更好了。对香港是越来越喜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