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整十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十年香港的教育却少有人谈及。事实上，教育在香港人生活中所发生的影响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教育是香港特区政府预算案中最大的一项经常性开支，每年都高达400多亿港元。即使香港遭到金融风暴吹袭，经济出现大幅度调整时，教育支出仍然增
保持原有教育基本制度
依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并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港适用条文为准则。特区保留了原有的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制度，有权自行制定发展和改进这些政策，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发起教育改革的依据。其间虽有特区政府教育统筹会改为教育统筹局之变，就整体教育管理制度而言，主要还是保持了原有的教学、评价、管理体系；就管理而言，主要是保留原有的教学秩序、学校管理制度、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在教育理念上坚持学术自由，保留了政治不干预教育事务的传统，因此，总体上看，香港基本维持并保留了原有的与内地有别的教育基本制度。
国民教育增进归属感
曾宪梓先生说：“香港回归以来，最主要的是人心逐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最重要的胜利。”但人心的回归将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港府在多方面做了许多有关国民教育的工作。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注重对香港青少年进行国民归属感教育，致力于加强国民教育和活动。1996年重新修订《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其宗旨中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国民归属感，确定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是：使学生认识作为公民与家庭、邻里社会、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的关系，培养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从而对香港及中国产生归属感，并为改善社会、国家及世界做出贡献。提出了“祖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课题，对港英政府《八五指引》的国民教育进行了本质改变。
同时，学校通过教学和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由于调查发现香港年轻人的爱国爱港程度与年纪较大的人相比普遍偏低，香港教统局便将国民教育深化到学校的10余种科目中。并通过到内地的旅游、夏令营、文化交流等多种青少年乐于参加的活动增进了解，建立友谊。2004年，香港教统局开办“赤子情、中国心”学习之旅，拨80万元资助20所中、小学学生的内地考察计划，以加强学生、教师和家长对于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培养国民身份认同。特区政府还及时将刘翔、姚明、杨利伟等明星请到香港，增进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自豪感。
在组织上，加强国民归属感的官方、民间机构先后成立。2004年公民教育委员会与青年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协助制订切合香港社情民意的推广国民教育策略和计划。2006年1月又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特首曾荫权在开幕仪式上说：“国势日强以及香港社会能够意识到香港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紧扣在一起，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础。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视国民教育为一项重点工作。政府的目标是提升香港市民的国民意识，对祖国的认同感。”
普通话教育由火热趋理性
香港回归前主要使用“两文(中文、英文)两语(粤语、英语)”，普通话很难推广，即使有部分市民能讲几句简单的普通话，也是发音不准，经常把“普通话”念成粤语的“煲冬瓜”。回归后香港人刮起了一场学习普通话的风暴，学习普通话的要求日益强烈，持续火热，电视、广播、地铁播音都新增了普通话。
在特区政府的推动下，各级学校开展了普通话教学。教育统筹局1997年将普通话列为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制定了教学大纲，并将普通话列为中学会考科目。香港公开大学等一些大学要求“全日制学生、兼读制学生、毕业生及教职员皆需要获得普通话水平认可”。2002年1月22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动议，促请港府解决中小学普通话教师短缺问题，并要求政府多举办推广普通话的活动。
同时，随着普通话在公务活动、商务活动、对外交往和其他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不会说普通话已成为香港人与内地交流的最大障碍，香港各界为此自觉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遇到学习高峰期，学校的教师都不够用。原有的一所普通话专科学校也一再扩大，发展到现在的8所分校。在政府、纪律部队和公共服务机构如警务、入境、海关、旅游、金融等也鼓励所属机构职员讲普通话，香港警察协会与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签署开办普通话培训班的协议，对在职警察进行培训。不少公司专门聘请老师上门授课，民间也兴起了普通话培训。
香港特区政府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出资两亿港元培训普通话师资，以促进香港普通话的教学，且每年都举办大型普通话推广活动，利用舞台剧、普通话活动日、普通话大赛等多种形式为学生在课堂之外提供多元化灵活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应用普通话。此外，还通过各类社区活动在社会营造学习普通话的氛围。
199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训练测试中心就在香港推出普通话水平测试，迄今共有3万多名考生参加了水平测试，仅去年参加测试的就有7000人，创下历年最高纪录。香港公开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获教育统筹局委任，对香港普通话教师语文能力评核纲要进行研究和修订，以便香港中小学教师的普通话能力评核。民间也有人认为母语教学的推行令学生英文水平下降，未来普通话的教学将逐渐趋于理性。
与内地的教育交往增加
回归以后内地和香港间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深入，教育上的交流也与日俱增，交流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与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香港高等院校在深圳市及内地其他地方设立研发中心，仅在深圳就有10余家。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及其他高校不仅与香港多家大学有频繁人员交流，其中一些还建立稳定联系，积极推动双方科研力量的合作、联合组建研究所。
二是双向相互招生。内地招香港的学生，香港也可以招内地学生。20世纪80年代香港高校开始在内地招收研究生，1998年开始招本科生，但只是作为实验教学，每年选取30人作为奖励金计划的资助者，主要通过清华、北大交换学生入学。到2002年香港大学首先向中央成功申请到自主招生和招收自费生。2005和2006年，内地考生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中，优秀生源看好香港高校国际化教学、良好的教学设施和丰厚的奖学金，其中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尤受青睐。目前香港在内地自主招生的省市已经扩至25个，内地大学也加快了吸纳香港尖子生的步伐。招收非本地生源发挥了促进内地与香港高校共同提高的效应。
教育改革引发争议
自1997年后，特区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行政长官董建华在3份施政报告中，多次强调要推动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能够培育大批适应新世纪以知识为本的经济体系需要人才的教育制度。具体改革措施有：
设立优质教育基金，为鼓励学校进行教育改革，政府特别拨款50亿港元成立优质教育基金，使学校能够透过基金的拨款而改善学校的基础建设，从而使改革顺利推行。
推行母语教学，1997年以前大多数的中学以英语教学，部分学校以中英混合教学；1998年开始推行“母语教学”，试图将全港所有中学的授课语言变成中文（粤语），由于部分社会人士和部分英文中学的反对，最终有114家学校可以保留以英语授课的传统。改为推行校本语文政策，容许学校因应本身学生的特质而选择合适的语文教学环境及措施。
设置一条龙学校，让相关的小学及中学“结龙”，一方面为学校的招生人数做出保证，二来透过结龙学校之间的协作，从而使所收学生的质素得到保证。2000年9月教统会发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议》，提出容许教学理念相近的小学与中学结盟，使小学毕业生直接升上结盟的中学称为“一条龙”办学模式并获政府接纳。
进行“三三四”学制改革，把原有的两年高中、两年预科及三年制大学改成三年高中连预科及四年制的大学课程，以便与国际教育接轨。2006-2007年度新学年的中一新生起，教育制度改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学。
设立法团校董会，使学校校董会变成学校的不同持分者所掌管。一方面避免学校行政被少数人操控，减少利益输送的机会；另外亦有助提高学校行政的透明度。
关于改革的理念，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进行多次大规模咨询，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9年和2006年教统会公布《香港教育改革建议》，包括纲领、改革原则、改革建议、改革议程等4部分。中心思想为现时教育质量不符公众期望，社会正朝知识型经济转变，必须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废除填鸭教育，提倡终身持续教育，小学升初中逐步发展为不用公开考试的一条“大直路”。改革首先达到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乐于学习、善于沟通、勇于承担、敢于创新”。教统会在设计改革的方向和建议时遵照学生为本、永不放弃、讲求素质、全方位学习、全社会动员的原则。
《香港教育改革建议》一经公布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有人认为“教育改革曙光已升起”，一些媒体就此发表社评“教育大直路大有可为”。然而，改革触动既得利益和固有行事方式，教改过程遇上经济不景气与财政赤字庞大，教师语文基准测试、大学削资、小学杀校，产生残酷的淘汰过程，因而受到教育界强大的工会组织等力量的阻止。教改本身也存在使教师行政文书工作和开会时间激增，挤占了教学及接触学生时间等问题。香港教改争议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其基本假定为教育市场化理论，试图在教育管理中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同时运用的是行政推动手段，缺乏教师支持，有违教育内在的特性和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