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不到20天，首印3000套的大型套书《香港回归十年志》（十卷本）就已经发出去了一半。这让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喜上眉梢。
一直以来，像《香港回归十年志》这样的“大书”被看作是配合主旋律的“献礼书”，只有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不佳，但山东人民出版社似乎总爱“偏向虎山行”。这家善于把“硬
风好正借力
重大选题图书一般投入规模比较大，在酝酿选题的时候山东人民出版社金明善就想到与人合作。机缘巧合，他碰到香港大公报社的社长汪国华，两人曾经愉快地合作过一些重大选题。汪国华不免大倒苦水。原来，汪国华希望出版一套《香港回归十年志》。但由于各种制约，《大公报》几乎已经放弃了这个选题。
金明善觉得《十年志》的选题很好，但仅仅从香港的媒体发表的文章中选择显然不够。“像这样的大型丛书，一定要全面、真实、客观；‘志’的形式很好，但需要进一步策划。”
一席交谈后，汪国华他当即拍板，和山东人民社合作出版《香港回归十年志》。
“投资方面我们与香港合作，缓解了压力。组稿编辑过程就完全由我们来组织。”
大型丛书约请作者是重要环节。“作者应该是权威机构的权威作者，这套书不是学术讨论的图书，也不是某个人发表个人见解的一本图书，它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那么这个权威部门就应该是国务院港澳办，应该从他们那里物色作者。”他们选择了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原主任陶存任主编，社科院的范希春、港澳办《年鉴》的副主编宋彦尊出任副主编，由他们组织40余位港澳办、社科院、北大、清华有关研究机构的专家来编纂，而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则出任本书荣誉顾问。
权威作者队伍成就了《十年志》――“可以说这是目前全国史料中，最全面、最权威的，反映香港回归历史的一套丛书。”李运才说。
“做”书做到一流
金明善告诉记者，山东人民社的经验就是，做此类大型丛书，要做就要做一流。
编创人员认为，权威，最大限度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应该成为这套书的首要追求。“所以，我们采取了‘志’书的形式。虽然读者看到的都是平铺直叙的历史事件，但正是这波澜不惊体现了我们的历史观――客观与公正。”该书创新地采用“日志”形式，从1997年的1月1日起至2007年初，每天一志，一两句话说清楚，如果读者感兴趣这件事，就可按照线索查找当时的原文。
图书分十卷，每年一卷，采取“记事本末体”，这又是“志”书编纂上的一个创新。某一个事件的发生，其影响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按照本末体的记事形式可以把一个事件连因带果说清楚。让读者自己判断解读。
“不到一年时间，编撰出这样一部质量要求高、信息含量广、专业性强、工作量大的史书对所有编撰人员都是一次高难度挑战。”该书副主编宋彦尊开玩笑说，山东人民社“凌厉”的催稿作风“逼得我们差点想跳楼”。
山东人民社集中了20位编辑对图书进行编辑加工。为了抢时间，保质量，山东人民社几乎夜夜灯火通明，很多编辑昼夜不歇，吃住都在社里。回想起这一段经历，金明善说的是：“感谢我们的编辑。”
既然做了，就要做最好。《十年志》的装帧风格典雅、大气、高贵、端庄，书名和一朵做装饰的紫荆花是用不锈钢做成，“封面设计易稿不止数十次。”良好的品相为《十年志》进入市场帮了大忙。一些民营渠道的书商甚至认为，这套书完全可以作为礼品书来定价，现在的定价太低了。
“要在同类书当中脱颖而出，就要做到权威，成规模，成系列，无论内容还是品相都要做到一流。”金明善如此总结。
“市场”不仅仅单纯意味“读者”
“这类型的书不是大众读物”，金明善反复强调。
金明善的理解是，大众读物是普通读者个人想看想收藏的，读者关注才会有大的影响；而《十年志》这样的书，目标读者一定要清楚，这个量有多大，必须有个基本的判断。
“针对产品而言，从经贸交流的角度，各级政府的港澳办、外事办，中资驻港机构，或者港资驻中机构，应该都关心和了解香港这十年来的变化，熟悉香港这个大都会，了解政策走向，把握市场；对于图书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套必备的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将来研究香港问题，肯定不能绕过这前十年。”金明善说，这就是《十年志》的卖点。
《十年志》的预热，山东人民社早在今年年初就开始。由于这套书很适合直销，该社在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就开始找发行代理，预热的同步，同时做一些调研包括与渠道的沟通；四月份的重庆书市，刚出的1997年卷先与读者见面，邀请了大批媒体，预热效果不错；6月8日，《十年志》在山东首发，影响很大；接着是云南……各地书城纷纷给《十年志》做了集中展示，“书城也需要这类不可替代的很权威的大书，在香港回归纪念的时候集中展示，因为领导比较关注。”
在香港，合作方《大公报》从今年4月开始，就一直在不停宣传这套书，繁体字版目前已经在香港出版发行。受香港的影响，本书在沿海地区持续热销。
金明善告诉记者，“我们的经验是，只要做得好就会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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