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无心插柳"拣来"传媒人生

曹景行，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1968年下乡在安徽，在黄山东北谭家桥黄山茶林场工作生活10年。1978年

采访手记

六月的北京，一个闷热的下午。曹景行骑自行车穿过清华大学西门附近有“清华园”字样的二校门，沿着茵茵绿草同几栋雅致古朴小楼间的马路骑得飞快，在“宏盟楼”前一拐，停下，锁车，途经传达室匆匆接过一摞当日的报纸……等到他在三楼的办公桌前坐定，正是我们约好的见面时间，一如他曾经每次赶往凤凰卫视直播室做节目那么准时。

他边泡茶边跟记者侃侃而谈，招牌式的满头华发和眼镜后面儒雅睿智的神情，加上严谨又轻松的表达，那位《时事开讲》中的著名新闻评论主持人一下子“还原”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这间办公室里。

水到渠成清华开讲

到这个学期结束为止，曹景行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已满两年，“眼下正在计划和校方续第三年的约。”他感到在清华的日子要比自己预想的忙，“不过，在这里时间节奏是我自己把握，不像在香港的时候要完全按照节目的排列表来进行。”

最初想要离开香港到北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也要在北京住上两年，毕竟是首都”，虽然他曾多次到过北京，但并无机会长住，而“感受和了解一个城市，是需要长时间去体会的”。他认为，在香港很难清晰了解今天的中国，因为新闻环境的差异，香港的朋友们每天交流的内容和他在北京的朋友们聊天的内容不同。“北京是会不断产生新闻的地方，十七大即将召开、政府换届、明年的奥运等等，都非常值得媒体关注”。至于香港，他从1989年移民算起已工作生活了18年，香港回归、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大事件都曾身历其中，“从新闻的角度看，我在香港再做下去意义不大，今天的中国新闻中心在北京”。此外，临近花甲之年也让他萌生退意：“不想再整天忙着做节目找新闻了，想教教书，尝试讲讲与新闻有关的课程。”几年前，他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并逐步成为这一培训师资的一员，“刚好这个培训的高校合作方是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清华也有意让我去讲讲课，于是我就水到渠成地去北京了”。

在凤凰卫视的8年，曹景行已形成自己的主持风格，更深入节目的选题策划，与节目一同成长并拥有成熟稳定的收视率和观众群，所以他跟凤凰总裁刘长乐表示要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说若无法兼顾就干脆放弃在凤凰的节目和职务，“但刘长乐说如果我到北京去，我的节目就在北京做。于是我原来的《时事开讲》等节目不做了，现在一边在清华教书一边做《口述历史》和《景行长安街》两档节目”。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的日子很充实：“现在每周差不多有三天要做采访、录节目，有两天要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上课，周末还时常去外地或在北京其他地方讲课。”在他心目中，上课、做节目、外出讲课这三件事，放在首位的一定是上课，两年来他在清华从未缺席过一节课，尽量做到准时开课。与即将成为传媒人的年轻学子在课堂上下面对面交流，令他获益匪浅：“我逐渐了解到今天的大学生有哪些想法，他们希望在学校里学到什么，我又能教给他们什么，以前我从未正式地教过课，现在感觉到做节目和上课的差别很大，我已经找到做大学老师的感觉了。”

“拣来的”凤凰八年

谈起当年在凤凰卫视和同事们创办后来颇具口碑的深夜新闻评论节目《时事开讲》，曹景行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偶然”，他在《光圈中的凤凰》一书中撰文回忆过当时的情形：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这一事件突发的同时，凤凰高层及多位著名主持人正在长沙与湖南电视台合办一台计划当天夜间播出的文艺晚会，二位高层刘长乐、王纪言当即决定取消晚会播出，用两个小时时长做名为“中国人今天说不！”的特别节目。身在湖南的凤凰人来不及回港，尚在香港的曹景行及其同事临危受命，电话连线各地凤凰记者，约香港当地媒体人及学者做嘉宾现场即时评论，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三个月后，凤凰卫视首个新闻评论节目《时事开讲》开播，“从那时开始，我这个毫无专业训练的电视‘新丁’，也成为凤凰卫视首位专职的时事评论员。”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在曹景行的职业经历中，有很多个被他笑称“拣来的”机会，这些看似偶然的转折一步一步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丰富经验与深厚资源积累。刚到香港的时候，他在《亚洲周刊》写评论，一写就是8年，直至担任副总编兼任《明报》主笔，他从对杂志运作完全不通的门外汉变成“可以独立地做一本杂志”的行家，这使得他想要换个环境做做。离开《亚洲周刊》，他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多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纸开专栏写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收入他刚刚在内地出版的《香港十年》一书。

进入凤凰卫视之前，他曾在中天电视台短暂地主管过新闻频道，“虽然在中天才几个月，但我们做了邓小平去世的独家新闻，其间我还旁观了一场企业恶意收购的全过程，颇有启发。”他这样回忆那段经历。后来从美国回国的杨澜要在凤凰卫视做《杨澜工作室》，他获邀担任节目顾问，帮助搜集资料和策划选题，就这么“误打误撞”地进入凤凰，当时他已年过半百。凤凰总裁刘长乐对曹景行在《亚洲周刊》时期的评论印象深刻，便邀请他正式加盟凤凰，“我当时几乎成了凤凰卫视的专职顾问，除《杨澜工作室》之外，还做窦文涛的顾问，甚至客串了几个月的嘉宾……”

由他主持的《时事开讲》节目，虽然在深夜播出，却吸引了越来越多观众的注意，其中不乏政界、商界人士以及知识阶层，成为凤凰卫视的一个品牌栏目，可算华人世界电视圈中新闻评论栏目的典范。至今，曹景行回首自己的凤凰岁月，仍觉得：“如果说我在凤凰的8年中所作的工作还算有些特点的，就是在《时事开讲》中做电视新闻评论了，这在华语世界是很超前的。另外，关于台湾的新闻，也是我们最先开始做的，没有任何能够借鉴的东西，逐渐地就做出来了。”

读书看报就像穿衣吃饭

前不久，三联书店陆续推出“曹聚仁作品系列”中《上海春秋》、《采访外记・采访二记》等图书，加之曹景行和姐姐曹雷都有新书出版，二人以曹聚仁子女的身份在重庆全国书市期间与读者见面。

集记者、报人、作家于一身的曹聚仁一生创作颇丰，涉猎领域极广，共计写下各类作品达四千万字，因此整理其文稿成为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据曹景行回忆，从1981年开始，内地开始有出版社出版曹聚仁的书，他和姐姐帮着母亲一同整理父亲的书稿，因为曹聚仁的手稿字迹特别，非家人不能辨认。曹景行说，这次出版的“曹聚仁作品系列”中的几本书他大多读过，他认为关于新闻采访的两本书是父亲很重要的作品：“从抗日、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父亲保持了20年的第一线记者的观察姿态，这些文字对于搞新闻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很有价值。”

在曹景行3岁那年夏天，父亲曹聚仁自上海南下香港，因此父亲对他的直接影响并不多，可是家中大量藏书加之父亲不断从香港寄回的报刊还是带给他的童年一些乐趣：“我是在无目的的情况下把读书看报当成兴趣的，这逐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需求。小时候家中玩具很少，书倒有很多，我除了看书就很少有其他的活动。我常常在一屋子书中找出一本，就那么坐在地上翻看。当然首先要找我看得懂的书，比如《水浒传》，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于是我认得一些字之后就找来看了，之后就看《三国演义》。”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他逐渐对文字和阅读产生依赖，成为习惯，所幸当年的这些阅读积累后来在香港都用上了。

1968年，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大潮中，21岁的曹景行作为“知青”到安徽黄山茶林场下乡，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如今忆及那段岁月，他显得很超然：“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就那么过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里，他在艰苦环境中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炼，“大部分时间就是劳动，而且是强体力劳动，在山里干活，如今看来这自然是难得的经历”。在农场，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一位同批从上海去的女生。

“下乡那些年，我还是没有中断读书看报的习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人民日报》、《毛泽东选集》甚至马恩列斯的选集都拿来读，还有很多从图书馆中流失出来的书也找来看。1970年后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供内部阅读、批判的书，《红楼梦》、《二十四史》以及一些翻译小说，这些书农场里都能找到，我都读了。”他说，下乡的时候晚上常常在农场值夜班，就通宵达旦地看书，“人家放假都回上海了，我留守农场，继续看书。”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曹景行告诉记者，其实他1977年就参加高考了，只是没能考取，当时是在他下乡的皖南黄山茶林场报的名。第二年他回到上海再考就考取了复旦大学，攻读历史，毕业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直到移民香港。

现在回过头去想，他并不认为自己后来从事新闻业跟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有太大关系：“刚到香港的时候，我都40多岁了，进入《亚洲周刊》完全出于谋生考虑。因为那时香港并不承认内地的文凭和资历，复旦大学也好上海社科院也罢，这些对我在那里的就业没有什么帮助。当时我想唯一适合我的可能就是文字工作，也就是媒体，毕竟对这些我还有些熟悉。”现在看来，这份无奈反而成就了他此后20年传媒人生涯的光彩。

和时间赛跑的无限可能

最近，或许因为香港回归十周年将至，而他关于香港这十年变迁的新书《香港十年》又刚出版，曹景行特别忙，采访和约稿不断，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不断有电话和短信进来，大多是与此相关的邀约。他说这本书其实最初并未想赶这个时间出版，后来编辑选稿以及向主管部门送审都异常顺利，出版时间就提前到香港回归十年纪念日之前了――这实在又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偶然”。

每天看报纸4个多小时，上网4个小时的习惯，他用在阅读和信息搜集上的时间比做其他事情花的时间都要多，“做新闻就非得这样不可，”他说，“我在任何一个城市，无论香港还是北京、上海，都会买10份左右当地的主要报纸和时政类杂志，将这些读完后就上网浏览新闻。”同网络相比，他认为报纸有其“快”的一面：“这里所说的快并非指信息发布的时效快，而是说通过纸媒体获取信息，展开报纸就能读，而通过网络则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点开页面。”他不否认网上的很多信息是重复的，他对这两年很火爆的博客也不太“感冒”，觉得博客的更新没有规律，大量浏览博客太浪费时间。至于电视，“当然也会看看，毕竟我是做电视的”。

在信息海量、传播手段多元、交流方式便捷的今天，曹景行承认这对做媒体而言是好事，但也会因此产生很大的新闻压力：“今天的信息获取是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早上6点钟有人发短信提供新闻线索，我就得马上着手去做。短信是随时的，除非我敢关掉手机睡觉，那也只有不做新闻了。事实上，有些重要的新闻就是这么来的，我觉得现在的媒体是在追着新闻跑。即使是报纸，也不再是原来一天一个轮回的节奏，为了抢新闻常常要加班，由此也会发生一些来不及认真核实，最后出错的情况。电视更不用说，都快被新闻给逼疯了。”

说起未来的打算，曹景行设想了无数可能。清华大学的教职实现了他在北京生活、教书的愿望，他说这个学期结束后就有三个月的长假，可以到处走走，这是以前在香港做节目时无法想像的。对网络，他很感兴趣，想要以后能对网络视频评论，网络个人化评论进行一些探索。他希望慢慢过渡到不再做固定工作的状态：“比如我要讲课，可能就是讲上两三个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讲就是两年。做节目也一样，不希望时间被限制得太死。我需要多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尝试做做网络，做做电台节目。”记者问他是否有兴趣像姐姐曹雷一样搞电影配音，他笑说：“当然有兴趣，我曾帮姐姐他们翻译过一个根据狄更斯作品改编的BBC电视剧本。我的声音还算有些特点，人家听得出来。”

手机响了，他向对方耐心描述自己所在办公地点的方位。过一会儿，有人敲门，两位采访者进来。曹景行精神饱满地打招呼，坐下，新一期的“节目”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