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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钢琴诉说“二战”历史以情爱超越民族苦难

2007-07-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三年前曾轰动海内外文坛的小说《911生死婚礼》作者贝拉近日推出的长篇新作《魔咒钢琴》,被誉为“一部音乐与宗教的世纪绝唱

”。此书首度重现二战时期被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图景。日前,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魔咒钢琴》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沪上学界、评论界反响很大,评价甚高。下面摘选其中部分内容。

宏大的背景 博大的精神李伟国(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今天为我们上海女作家,现旅居加拿大的贝拉新作《魔咒钢琴》举行一个研讨会。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学者都到场了。这部小说是在一个很宏大的背景下展开的,它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那种博大的精神,当然也是上海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我们上海市民在自己遭受苦难的时候没有忘记去保护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这段历史在世界上也没有被人遗忘。我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为之深深吸引,颇具震撼。

毛时安(著名文学评论家)

很多人说贝拉为什么要写爱,为什么要写音乐,为什么能写得那么好?她天性深处有一种对爱的情感,这个作家去国怀乡,所以她在小说当中总是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另外她有非常好的音乐修养,做音乐的时候就对文学充满渴望和热爱,这并不是偶然的。还有,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她希望把个人的这种爱情和命运放在一个大的动荡的时代来加以表现。她确确实实是很真诚的,作为一个上海人,她拥有一种比较大的视角来看待个人命运,比方说她写了9・11的时期对于爱情的这种想法,又写了二战、抗日战争时期,而这些爱情故事她都写得特别凄婉。但是我也有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小说的语言怎么能够更加个性化,更加有个人独特的表达。对贝拉我确实还有一种新的期待。

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很少见了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谈几点想法。这本书大概会比较流行,因为有几个方面都是有吸引力的。一个就是关于犹太人在上海,这个好像是上海人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段历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看过之后,有一点对我蛮有启发的,原来我一直不明白,犹太人在上海为什么会被神话到这样的程度。因为我想当时中国自己抗战的时候已经被打到重庆了,那个时候怎么中国人会接纳犹太人?我看那个小说中有一段,就是日本人有一个计划。这里边写到沙逊,我也是第一次对沙逊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解,我们过去都是在讲上海被殖民化的过程当中才理解沙逊是什么样,过去都是把它作为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一个传统教育来理解的。那这里就说到像沙逊这样的冒险家在上海发大财了,发大财以后还是为犹太难民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犹太人在上海之所以能够生根恐怕还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一点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客观,我也总算找到了一个结果。

这本小说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从头到尾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现在年轻人很少这样来用一个古典式的方式来理解爱情了。特别是后半段,我觉得越写越好看,前面还比较浪漫,也是一见钟情,马上就感情如火,但是到后来,特别到他们长期没有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年人他一生对爱的期望,对爱的寄托,后来的心理展示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这个作品,其实它还告诉人们在这种爱的话语非常荒芜的情况下面,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那一点我读到后来,我也有点想赶快把它看完,内容也挺吸引我。我还是一口气非常有兴趣地把它读完了。再从整个艺术上来说我读这部小说我马上想起的是文学史上无名氏的小说,这个小说差不多跟无名氏小说属于一类的作品,就是说很浪漫,故事也很感人,是以情动人的作品,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上已经很少出现了。无名氏的小说在解放以后很长的时间禁止了,可是他浪漫的小说在“文革”以后还一直被人在传诵,在抄写,在阅读,在评介。《魔咒钢琴》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也是会让人长期记得的。

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提供一个新的经验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是第一次看贝拉的作品,我觉得她还是有相当的文学创作才能的。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以前据我所知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世记》中写到一对犹太人老夫妻开的一个药店在上海。但是那个完全是远距离的观察,她把他是当成外国人来看的,中国人跟他之间没有什么深度的交往,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我们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交往是很深入的,人员的交往也很多,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中国现在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我们看不到几个成功外国人的形象。比如,我们那么多人在日本留学,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知道一个藤野先生是比较鲜明的,我们和日本人打了八年的仗,但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一个日本鬼子的形象是很生动、立体的。这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但是,现在我想贝拉这个书写犹太人,而且不是从侧面,从远距离,是一个中国的女性跟他有一生的交往、守望、等待的故事。这恐怕是这方面走得近了一步,跨出了一步。

另外,我觉得这个书在艺术上面有一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空间巨大的转变对于作者把握人的感情是一个考验。我们从中外小说史上看,尽管西方也有这样的小说题材,就是人不断地迁徙,不断地改变生存的环境。但是像贝拉的小说,人从列宁格勒开始,然后横穿整个苏联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就横穿半个中国到上海,然后又回到弗莱堡,然后又到美国,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人是到了阿尔及利亚非洲。大凡有这样长时间远距离的旅行和生活关系改变的人,他都会知道这不是很好玩的事情,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人,人是生活在一个被上帝所划定界限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边界的,但是你一定要打破这个边界就很痛苦了。所以,很多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写人,人的旅行、人的迁徙,写得很浪漫,很有意思,其实他痛苦的一面我们看得不多。而且作家对这个事情的把握更不容易,我们把人放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写的时候,容易写得深入一点,因为人与人的交往很细腻,很充实,而且可以落实到日常的语言和细节中去。但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梳理,不断的告别,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被掏空,被闲置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写人是不容易的事。听说作者还要写犹太人的系列小说。我想怎样写出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实际的交往是一个挑战。还有就是怎样的走出我们传统文学在相对封闭和禁止的空间里边表现人,到21世纪我们不得不被迫走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更频繁空间改变的状况下面去写人,写人的交往,这两个都是挑战。还有文化的距离也是很大的。她在小说中不仅写到钢琴等音乐文化,还写了大量犹太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蛮新鲜的,因为中国人对基督教、天主教可能熟悉一点,但是对犹太教和犹太人,他们的一些教义,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心态恐怕更加陌生一点。所以,这种困难恐怕在以后的作品中,不仅是贝拉,在整个的文学家、文学界都要不断的面临到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文学已经不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或者仅仅是上海局限的,它必须要扩大,必须要不断的冲破这个界限。这是文学因为人所存在的状况所决定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学就不够用了,就跟刚才陈老师讲的无名氏的书,我非常有同感,看的时候我也想到无名氏的书,他也是异国情调,极地,然后距离相差非常的大,北极风情。这个在以前看来,在整个现代文学,它之所以不被接纳到现代文学我们所熟悉的构图里去,而是因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是关注于一个现实的问题,非常的迫切、非常眼前的,非常集中的一个问题。你在极地周围徘徊、漂移好像不是我们的经验所熟悉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恰恰是有这个问题,你如果再专注于像贾平凹他们写中国的某一个点,像我们以前文学上经常有一个神话说福克纳他只写家乡邮票大的地方,就能够成为世界大的文学。这是一个典型。但是,更多的典型,我觉得好像人生活的界限被拆除了,文化、时间、空间的,人被放在一个他找不到定位的地方了,这个在犹太民族里边更加显得显著,更加特别。我想这个不只是犹太民族的问题,恐怕整个人类对生活,古人就是说人生如寄,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我们中国文学能够把这一个新的经验很切实的把握住,而且能够用相应的、相称的文学的技巧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会让中国当代文学,当代的话语文学写作提供一个新的经验。这是我对作者,我个人阅读的期望。

得天独厚的世界与中国经验鲜活生动的爱与音乐语言吴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觉得这个作家、这本书、这个写法,包括故事,让我想起几类旅外作家,年纪比现在作者大的,比如严歌苓,这是一种类型;还有第二代,即出生在海外或很小的时候就生活到欧美的,一些人在用英语写作。现在贝拉,可能是有些中国经验,但后来长期生活在国外,因此就是说和前后两代,另外两种类型的作者在处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方面在文学表现里会不同,比如说严歌苓她们的中国情结是非常深的,写的还是中国的人与事。那么不用汉语的第二代基本上中国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想象的符号,几乎就没有什么情感性的维系。那么从贝拉的写法,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贝拉在处理中国经验和域外经验,且用汉语表达来看有得天独厚的优处。在这一点上说,贝拉这一代作家,或者这个作家的个案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作家如何整合世界经验与中国经验。是这部作品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且关注到这个现象。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觉得《魔咒钢琴》紧紧抓住了一个动机,就是爱的动机,情感这个动机。这个动机非常单纯,然后反复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情节,这么大的时段,大的空间跨度来讲这个东西。我想起《圣经》上面的一句话,你们若不变成孩童的模样,断不得进天国。这样一种非常单纯的爱的理想,这种理念我就是被感受到了,非常感动,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追求、非常高的崇敬,可能这样一种经验比如在一个比较僻静的和古典文学和大自然,和一些美好的事物每天去遭遇的生活可能是滋养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经验,包括我们百年历史的创伤性经验之间也会形成一种落差。

另外我觉得贝拉的作品一写到爱,一写到音乐,整个语言就活起来了,但是一写到战争,包括写到“文革”,好像就显粗糙了。我觉得贝拉在处理整个情节跨度的时候非常的轻松自如,能够跳跃很多可能一般的作家有时候很难跳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有些地方也留下写作上有一些比较硬的地方,比如这个叙事人,中间有没有很好的统一起来。我觉得我大概有点懂你,我知道你想弄什么东西。尤其是对比如说是信仰的这个理解,比如说用爱来诠释信仰的东西,作为一种精神归属,作为一种信号的东西,这里面可能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中间我觉得你有一点非常的敏感,就是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宗教层面上实际上是有一些比较,是有一些考虑,因为实际上西方宗教是一个有形的神,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他这个神都是有形的有名的,或者说可以物格化甚至人格化的。那么东方这个神,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这个神是一个无形之道,而这个无名无形的神,它可能有更大的力量,甚至不会造成战争,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当代信仰问题,对中国文化重新阐述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这一点我觉得作者有所触及,很有感觉。

许洪新(上海市史志学会理事,研究员)

我是从上海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部书的。小说再现了上海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历史,就是关于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这段历史。我感觉到有一点是把握得好的,尤其是写下层的民众,就是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和那些犹太难民之间的关系。那个张大爷的形象并不多,但是那种刚直、爽气,我感觉到仍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些写得都是很成功的。

  盛巽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觉得这个书总体来讲前面一部分应该讲写得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后面一部分我总觉得有距离,特别是解放以后,红卫兵运动。所以,按照我本人的想法,这本书在再版时修正一下,应该讲会写得更成功,同时还可以走向世界。

读这部作品绝对是一种滋养汪涌豪(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我昨天看这本小说以后我觉得好像被洗了一遍,人干净了一些。我大概想一下贝拉这个人的生活格调,我想她是追求一种比较纯净的东西的。那么,这个应该说文字和她人的追求是合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读这部作品绝对对自己是一种滋养。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汉语的高贵性一定是在大陆?我觉得好像也未必。实际上有些很多古典的东西,你如到国外去看,这种唐人街里边可能更多,它因为是有一种历史的滞后性,不像我们现在本身与时俱进老是在变。所以我觉得贝拉因为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包括语言方式和想象方式,她这个小说也不完全是一个跟我们现时代同步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不同步恰恰是她的一个特点。我想包括很多人要看这个作品,如果是跟我们这个时代太近的话,我想很多人也不要看她的作品,要听一个海外华人讲中国的历史,跟大陆讲大陆的历史,我想这个之间肯定会有缝隙的。这个我想是她的特点。

国际主义上海滩的故事张建华(东上海影视集团新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以前“东上海”做过一个“犹太人在上海”展览,去年到了维也纳、甚至到联合国都做了展览,在国际上的影响特别大。这本书如改编电视剧,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市场价值。一个国际主义上海滩的故事,渗入了很多元素。目前需要做的是如何将这部好小说改编成一部好的电视剧。我相信这个题材会吸引很多的投资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很期待在电视上展示贝拉创作的这个故事。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贝拉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我认为她是一个很真诚的朋友。因为贝拉的书基本上都是创作类的,复旦大学出版社至今无缘出版这些书,一直是我的遗憾,所以我一方面祝贺,另外一方面希望以后贝拉能够写非虚构的创作类的作品,使复旦大学出版社也能够有机会出版她的作品。

对于爱、信仰和苦难的描写非常神圣感人王光东(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谈两点看法。第一,理解这个作品的价值,是不是增加一个参照系,就是说看当代文学书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作家往往学习西方的经验,但是海外的一些作家,却恰恰回到中国传统里面,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深远趣味,在他们之间占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像贝拉这个作品也是这样。这个作品有西方的表达方法,当然更多的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本土文化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我们也可能看到在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些海外作家和国内作家处理中国经验的一些不同方式。第二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作品对于爱,对于信仰,对于苦难这样一些描写是非常感动人的,在情感经验上是有它的普遍性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动机,就是爱的动机,但是这个单纯的动机和一个复杂的动荡的社会变化之间可能是不太协调的。在20世纪的文学传统里面,中国人对于经验的复杂性,对于这个复杂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一种无意识,以为越是复杂的东西越好,复杂变成了一个未经质疑的标准。然而,贝拉这本书打动我的恰恰是,在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复杂的环境空间转换里面,她有单纯的东西,她有这个浪漫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写得很复杂,可能我不一定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写得简单,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面临这么复杂的人生经历,人生经过的这么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感觉很好的部分。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现实比较世俗化的社会当中,在文化氛围当中,突然有贝拉这样一位作家,能够如此体现出文学的神圣、爱情的神圣,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我们当下是比较少了。文学的急功近利是一种普遍现象,过于现实的反映充斥于我们的文化创造当中。所以我尤其觉得《魔咒钢琴》的诞生体现了作家对文学、对爱的神圣信仰,以及带给我们的感动。

以文学形式再现“犹太人在上海”的悲情史诗贝拉(旅加女作家,《魔咒钢琴》作者)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故乡和大家见面,尤其在座的都是我敬慕已久的老师们。我在上海出生长大,二十多岁就远离故乡,从日本东京开始,走向了欧美世界。触发我写这本书的缘由是因为我在华尔街遇到了不少犹太人精英,他们对上海的情感非常深厚,当他们知道我的故乡是上海时,常常对我提起二战时期上海接纳了苦难中犹太人的故事,让我深受震撼,觉得一定要将故乡那一段辉煌的历史,以文学的形式,爱和宗教的力量去表现它。我接下去会继续以文学的形式去展现那段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因为,犹太人眼中那一叶永恒的“诺亚方舟”是我永远的故乡,而爱情和文学则是我永远的梦想。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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