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右一）与陈之佛（中）在重庆
抗战爆发后，美术教育家陈之佛先生所在的中央大学艺术系迁至重庆。1938年3月，原国立北平艺专与国立杭州艺专在湖南沅
陈之佛上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好友丰子恺。丰子恺与陈之佛的相识是在1921年的日本东京。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中有这样一笔：在日本“丰子恺也结识了几个好朋友，如后来成为著名工笔花鸟画家的陈之佛，成为口琴家的黄涵秋，成为名画家的关良等等。归国后一直同他们保持亲密的友谊”。丰子恺与陈之佛的友情虽然有在日本相遇的前因，但真正能体现他俩“亲密的友谊”的则是他俩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共事。当时，由于陈之佛坚信丰子恺的为人和能力，他居然打破常规，直接聘其为教务主任。1942年9月21日，陈之佛向教育部提交了推荐信函：
事由：为遴荐本校教务主任及总务主任并检呈履历祈核定由。
查本校三十一学年度教务主任一职，拟聘丰子恺担任，总务主任一职拟聘张东里担任，理合检同该员等履历表呈请核定，以便聘任；再本校因人选困难，未能依照规定加倍遴荐，仰息俯察事实，予以通融，实为公便。
谨呈
教育部
计呈履历表一份。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
看得出来，这回陈之佛是将丰子恺列为了不二人选。然而，陈之佛这一破常规的决定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以为他是在招纳亲信。为此，教育部为减少事端，曾要求补荐。然而，陈之佛却仍然推荐丰子恺为教务主任的第一人选。1942年11月19日，教育部批复了陈之佛的人事方案。至于丰子恺这边，他也欣然应聘。据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在解释此事时认为：丰子恺应聘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三个儿女在修文读毕浙江大学一年级后，听说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外文系较好，浙大则重理工科，所以三女丰宁馨到湄潭续念浙大二年级数学系，由丰满陪去；而长女丰陈宝和长子丰华瞻则转学到重庆中央大学。他们初到重庆沙坪坝时，借住在陈之佛先生家里，后来住读。这一层原因使得丰子恺也想迁往重庆沙坪坝。其二是当时的星汉楼已不像初来时那么安静……星汉楼不可久留矣！”1942年11月，丰子恺来到了重庆。初到重庆后，丰子恺一时未得住处，他就先寄住在陈之佛的家里。不久，他与立达学园时的学生陈瑜清相遇，经陈瑜清的介绍又搬至风生书店暂住。最后，他便自建了“沙坪小屋”。
丰子恺住在陈之佛家的时候，得到了陈家的多方关照。为了表示感谢，丰子恺作画《米与豆》相赠。而陈之佛则在画上题诗以答：“笔底烟霞未肯贫，客山携酒醉花茵。他年倘过章门路，沽酒江潭是故人。一片芦烟忆断鸿，还家三过白萍风。逢窗若展烟江看，帆影反疑在扇中。”
丰子恺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了教务主任之职。但由于性情所致，他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其中。平时，他也只是给学生讲授艺术概论等课程。由于丰子恺看到学校内部的种种矛盾，也由于教育部并未在经费方面给予学校以足够的支持，又由于陈之佛对校长之职也有了犹豫，丰子恺遂决定辞职。1943年秋，他辞去了教务主任之职。丰子恺辞职后，陈之佛更蒙退意。1944年3月，陈之佛辞去了校长之职。陈之佛辞职后仍回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南京。
1959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之佛画集》，该画集的编者居然就是丰子恺。丰子恺在编者序言里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刊印陈之佛画集，因为我和他的相稔，嘱我担任编辑之责。他的作品很多，这里所选的22幅，只是其代表作的一部分。做这编辑工作的时候，之佛兄正远客波兰，我未能征求本人意见。然我确信他一定同意，又确信这些都是我国广大群众所爱读的画。”对于陈之佛的评价，丰子恺是这样写的：“吾友陈之佛兄早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图案科，为中国最早之图案研究者。我和他同客东京的期间，曾注意他的重视素描，确知他对写生下过长年的功夫。他归国后，应用这写生修养来发扬吾国固有的民族风格的花鸟画，所以他的作品能独创一格，不落前人窠臼。他是采取洋画技法中的优点来运用在中国民族绘画中。换言之，是使洋画为国画服务。”
陈之佛在南京从事美术教学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向学生介绍丰子恺的艺术和艺术思想。他认为，中国近现代的艺术教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弘一大师李叔同――丰子恺――钱君?。如果从这一脉络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史，即把握了主线。此言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为杭州师范学院弘一法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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