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吕思勉先生《中国文化史六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两份讲义的合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原是1935年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当时由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记录。20世纪80年代，吕翼仁先生曾做过一些校对和整理工作。《中国文化史六讲》写于1929年至1930年间，是吕先生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授课时的讲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吕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均有大量著述，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著述之丰富，在近现代史学家中是罕见的。吕先生一生的著述包括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史籍》等；三部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论学集林》《吕思勉读史札记》《吕思勉遗文集》，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他的这些著作，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流传广播，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文化、制度和思想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实是吕先生用力最勤的领域。吕先生说：理乱兴亡是“动的历史”，典章经制是“静的历史”，一“动”一“静”，实在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不过，今日的治史，必须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以容纳下更多的历史内容。《中国文化史六讲》的“婚姻族制、户籍阶级、财产制度、农工商业、衣食居处、交通通信”，大体涵盖社会史的主要面貌。由于作者对传统典籍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读，史料上烂熟于胸，研究上又善于“贯串全史，观其会通”，故而对中国文化史的叙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且能探其源流，详其变迁，给人以系统的历史知识。《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虽是演讲的记录，但其也隔入了他多年的研究心得。如说中国虽是一个政治发达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周边民族的文化不甚发达，缺乏比较，所以，几千年来的政治议论，都系针对实际政务，而未能涉及政治的根本问题。说先秦诸子，历来都是称颂的多，批评的少。吕先生认为：“假使先秦诸子，而真见用于世，见用于社会，而真本其所学以行事，其结果，怕会弄得很糟的。”至于“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最适合于时势的”，但它也有落伍之处。它的落伍之处，便是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并天下之后，不改变政策，最终导致灭亡。然此灭亡非秦皇个人之过失，“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论断，书中甚多，其中的精义妙旨，不可随意读过，而当细细地体味。
《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吕思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定价：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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