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琴到现在还很感激当时任《中华读书报》编辑的赵武平，“没有他帮忙，引进《哈利・波特》的进展也许不会很顺利。”
正是因为赵武平告诉了她J.K.罗琳代理人的具体联系地址，人文社才具备了进一步
1999年10月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的出版人就了解到“哈利・波特”这本颇具传奇色彩的畅销书，但没有料到的是：这样一本儿童书居然越来越火，令人瞠目结舌的销售数字不断刷新，还有那近乎疯狂的热销场面报道，国内出版界终于感悟到“哈利・波特”也可能成为一本风靡中国的畅销书。
当时网络并不发达，与国外联络没有现在方便，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室主任王瑞琴和编辑叶显林多次联系都无法探知J.K.罗琳代理人的具体联系地址。恰巧，王瑞琴得知赵武平从英国回来，他们一起谈到了英国畅销书“哈利・波特”。王瑞琴便向赵武平打探联系方式，赵武平告诉她地址，人文社这才与J.K.罗琳的代理人联系上。
从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1―3）首发到现在，“哈利・波特”来到中国已经7年，王瑞琴称哈利・波特已经成为她事业中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哈利・波特’，我把他当成了一个亲手养大的孩子，非常亲切。‘哈利・波特’给我带来了快乐，我也比过去更富有童心。”
7年前，把“哈利・波特”亲手带到中国的一幕幕，仿佛如昨。
50万册销量决定哈利来到人文社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人文社之所以能拿到“哈利・波特”的版权，其中关键一条是能否满足J.K.罗琳的代理人要求的50万册的销量。
对单册首印动辄近百万的哈五、哈六来说，50万册实在不算太多。放到现在，可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那时却要承担很大风险。
更要命的是“人文社少儿编辑室刚恢复，就碰上‘哈利・波特’版权之争”，王瑞琴说。
而之前，王瑞琴与叶显林已经与英方开始了一轮又一轮“艰苦的谈判”。当时有7家出版社参与了版权之争，而且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除了人文社之外还有江苏少儿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
“‘哈利・波特’的版权之争像拍卖场上一样竞相报价，人文社很有可能不是其他出版社的对手，但论及出版文学经典的成就，人文社在国内恐怕鲜有对手。”当J.K.罗琳的代理人要求了解人文社的时候，王瑞琴深信这点肯定会打动英方。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英方发去了长达几十页的传真，概述了人文社50年来在中外文学图书出版方面的辉煌业绩。
看来这些传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英方了解了人文社的历史、人员情况、出书状况，尤其是出版外国作品的情况以后，J.K.罗琳的代理人问：“你们能不能销售50万册？”
王瑞琴的答复是：“能！”
其实当时她心里也没底，“当时唯一的目标是，先谈下版权再说。”50万册的销量，决定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归属。
2000年8月底，人文社召开新闻发布会，聂震宁社长向媒体介绍了“哈利・波特”的购买版权情况以及翻译、出版和营销计划。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1―3）首发，每种首印20万册。本来王瑞琴提议各印30万册，发行部没有十分把握，要求各印10万册，聂社长取了一个中间印数。
在王瑞琴的印象中，几乎都来不及兴奋，突然之间她就变得特别忙，忙得有点灰头土脸：看稿子，谈封面，找插图，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媒体……
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利・波特》开创了中国出版史的新纪元，中国的出版界跨出了一大步，向国外购买版权的出版社多起来了，同时也带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复兴。而国外的出版社也同时惊喜地发现，中国开始重视外国儿童文学的版权引进。
有了“哈利・波特”（1―3）的良好发行，人文社顺利获得了哈4、哈5、哈6、哈7的版权。2001年6月1日，“哈利・波特”（4）首发，首印20万册。2003年9月23日，“哈利・波特”（5）首发，首印80万册。2006年10月15日，“哈利・波特”（6）首发，首印80万册。
7年间，“哈利・波特”累计发行900余万册，销售2亿码洋，创造了近2500万元的利润。
翻译姐妹花
“哈利・波特”能如此畅销，除了原版的精彩之外，还离不开它的翻译者。他们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苏农；《哈利・波特与密室》的译者马爱新；《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的译者郑须弥；《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译者马爱新；《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的译者马爱新、马爱农、蔡文。《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译者马爱农、马爱新。
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苏农显得很神秘，很少有人知道苏农的详细信息。王瑞琴向记者解开了这个谜底。
王瑞琴告诉记者，在确定译者时，她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三个人：《哈利・波特》之一，由曹靖华的女儿曹苏玲翻译，她的文笔非常优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翻译家；之二由马爱新翻译，之三由郑须弥翻译。后两人也曾经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英美作品。但是中间突然有些变故。
翻译到半截，老翻译家曹苏玲来了电话：这可是写魔法的书啊，这书能出吗？
王瑞琴只好将正在与妹妹马爱新合作翻译哈2的马爱农调来，接着曹苏玲余下的章节继续翻译哈1。到了最后署名时，两人同意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这样就有了“苏农”。
在已经出版的“哈利・波特”六部中，马爱农、马爱新姐妹俩参与了其中的五部。马爱农说，“‘哈利・波特’这套书，使我们成了所谓的‘名人’。不仅在翻译中得到愉悦和享受，还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时常被请出来亮亮相。”
但她谦虚地表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哈利・波特’无论是从语言风格还是内容题材来说，可译性是比较高的，译者比较容易把握和传达。”
其实，这套书最初确定的译者并没有马爱农。
马爱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编辑，马爱新在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刚开始请的除了马爱新之外是两位年龄较大的译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如时间、身体方面的困难，还有对这套书内容的不认可，就主要由我们两个从事这项工作了。”
“社里知道我们俩都喜欢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且曾翻译出版过一些作品，就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我们。从此我们就和‘哈利・波特’结下了缘分，直到今天。”
7年间从开始翻译时的探索和磨合，到现在面对“哈利・波特”就好像面对自己的作品一样亲切，马爱农、马爱新姐俩对作者语言风格、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等方面的特点，已是非常熟悉，驾驭起来比以前更加自如。但她们遇到了另一种苦恼，“七年前开始翻译这套书时，国内还没有‘哈利・波特’热，没有‘哈迷’，我们只是在安安静静地翻译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如今，‘哈迷’的期待，媒体的关注，使我们的环境不如原先那么平静，压力也要大一些。但对于做好第七本的翻译，给这套奇特的作品画一个完美的句号，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马爱农说。
作为编辑，王瑞琴对译者的辛苦看得最清楚。她特别谈到马爱农。“爱农是一个谨慎认真的编辑，是一流的译者。常常是我在后面要稿子，她还是说，我再看看吧，看看再给你们。因为是编辑出身，她对文字的要求非常严格。她很淡定，很踏实，译文水平也很高。但是当一个人不断地超时间超体力工作时，免不了会出错，而我们编辑也有忙得晕了头的时候。有读者指责译者，实际上不能因为一点错误就抹煞了译者的成绩。爱农和爱新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译者。”
出版：“骗”来的封面和插图
翻译“哈利・波特”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的是英文版样书，但是作者罗琳希望上美国版的封面和插图。王瑞琴立即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给所有能联系上、能想到的机构打电话，都没能找到美国版的《哈利・波特》。这时，英国大公报的记者马龙要求采访王瑞琴。王瑞琴正忙得不可开交，见他三番五次执着地想要采访，灵机一动，提出了条件：“只要你能帮我找到美国版“哈利・波特”1-3册，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马龙也真有办法，从上午开始，他跑遍了所有美国朋友的家，午饭都没吃，下午2点钟，拿着美国版“哈利・波特”1-4册，敲开了王瑞琴的办公室。
可是王瑞琴根本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因为她2点钟还要参加订货会，向各地图书经销商介绍“哈利・波特”。她只好抱歉地对马龙说，要不咱们一起参加会议之后再采访？
但是直到晚上，她都没有挤出时间。晚上，马龙的妻子给王瑞琴打电话：“我丈夫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国际记者，这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你一定要接受采访。”
第二天，马龙带来一位朋友，美联社的首席记者韩村乐，美国版“哈利・波特”1-4册，就是他的孩子从美国带到中国来的。
有了封面和插图，同时还要争取授权。王瑞琴打爆了电话：北京华纳办事处、华纳家庭影院……都没有。没有授权就不能出版，而出版日期又迫在眉睫，怎么办？
8月31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王瑞琴托同事去书展看看华纳公司有没有参加，凑巧的是，华纳公司分管出版的副总裁恰恰在书展上。王瑞琴立即打车奔向书展。副总裁同意免费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使用封面与插图，并且允许先出版后签合同。而台湾版的“哈利・波特”，一本书的封面版权为2000美元，还不算每本的插图。
“哈利・波特”终于如期和内地读者见面。
销售：为哈利单独举行订货会
“哈利・波特”在内地登陆后，会有怎样的市场前景？在欧美的那把大火能否越过大洋烧到内地？那将是一场燎原大火，还是星星之火？
当时有一些方面的声音表示对“哈利・波特”的市场前景持谨慎态度，原因大概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巫师、魔法、悬疑、幻想是西方儿童文学的传统，中国的孩子和家长习惯上喜欢的是知识性、学习性的读物；已经有许多国外畅销书进入中国后却淹没在书海中无声无息；哈利・波特在日本和台湾地区销售业绩不及预期的好，亚洲市场与欧美相比明显要小；国内现在的促销手段远不如西方那样成熟，出版社怎样做才能使“哈利・波特”让中国孩子喜欢？还有盗版的问题……
但是，王瑞琴坚信，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世界各民族给孩子的读物，肯定是将善良、勇敢放在第一位的。虽然有文化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已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小。中国孩子会像接受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接受“哈利・波特”。
人文社针对这些情况制定了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促销策划方案，可以说是满怀信心。第一，搞单品种订货会。这是一个具有风险的决定。为了一本书，让全国各地的书店经理放下手头的生意，千里迢迢奔赴北京，费用自理。如果他们对“哈利・波特”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心，与会者甚少，怎么办？
在北京举办的订货会可说是“一呼百应”，经销商们的热情预示了良好的前景，也说明市场对好书的渴望。百忙中的经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同一时间飞抵北京。如果此时哈利・波特正骑着扫把在天空遨游，见此场景也会感动。
此次会议除去订货，另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求每一个经销商、每一家订货书店必须拿出一个完整的、书面的促销策划方案，同时人文社再配合给予全力的支持。书店经理们讨论得十分热烈：有的策划电视专题；有的主张小说连载；有的钟情广播电台；有的推荐评论文章；有的甚至想制造一个悬念……有人说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孩子身上，孩子闹着要买，家长一定会买；有人说宣传的重点应放在家长身上，家长知道是好书，一定会给孩子买……
在后来的实际销售过程中，这些策划方案对图书的销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书店有营销的意识，但缺少出版社资料、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合作和支持，而出版社对图书的策划往往也是单独做得多，致力于社店联合营销的少，此次人文社请全国书店共同参与策划促销，暨所谓“社店合作策划”，在营销手段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将一个“局部战争”演变为一场“全民战争”的过程，而只有“全民作战”才可形成“燎原烈火”。至今人文社还保留着20余份全国各个书店送交的“哈利・波特”策划方案，里面充满着图书经销者的智慧和热情。形成“燎原烈火”。至今人文社还保留着20余份全国各个书店送交的“哈利・波特”策划方案，里面充满着图书经销者的智慧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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