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美国还是第三世界的消费者，都有可能在无时空差异的状态下，消费“哈利・波特”这个全球化的文化符号，共享一种“国际标准”的文化大餐。在这个意义上看，《哈利・波特》更像是一种“致幻剂”，它营造一种能够享受到与全球同步文化消费的虚拟性的心理满足。
文学魔法
《哈利・波特》又来了。这一回已经是第七次了（据说是最后一次，但愿如此）。上一次，也就是《哈利・波特（6）》到来的时候，开始采用一种全球同步发行的模式，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因为厌倦这种喧闹的宣传攻势，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以后上书店买书，得带上一把扫帚，一旦看见书架上摆着《哈利・波特（7）》，赶紧骑上扫帚逃走。”而现在，《哈利・波特（7）》真的来了，可我却没有学会骑扫帚。接下来只能忍受《哈利・波特（7）》的宣传机器新的一轮轰鸣了。
哈利式的魔法来自中世纪欧洲的民间传说。J.K.罗琳对这些传说非常熟悉。罗琳的故乡爱丁堡，就是一座充满魔幻气息的城市。夜间和天阴的日子，在浓密的雾气中若隐若现的爱丁堡古堡，像一个巨大的黑色幽灵。据说，在古代，每年的5月份，爱丁堡都要举办“玛丽王鬼节”。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巫婆和魔法师，会聚到一起，各显神通，并交流通灵的经验。这些传说给爱丁堡笼罩上一层浓厚的诡秘而灵异的迷雾。
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有关女巫和魔法的传说，则流传更广。每年五月一日，德国恰尔茨山上的瓦尔普吉斯之夜，各地的女巫赶来聚会。瓦尔普吉斯的狂欢之夜，会有许多小魔女，在巫婆的带领下起舞狂欢。这一场景曾经在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有过展现。这一传说或许就是“魔法学校”原型。
很显然，魔法故事并非J.K.罗琳的首创。弗兰克・鲍姆的小说《OZ国历险记》中，也出现过低级女巫蒙比婆婆带着她的小帮手吉布，到东南西北四国魔女那里学习魔法的故事。还有一部著名的巫术故事，是前几年出版的罗尔德・达尔的小说《女巫》。这部作品甚至被儿童文学评论界誉为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圣经”。这些魔法故事在表现力和文学性上，决不低于罗琳，甚至可以说，远在罗琳之上。但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些作品均无法与《哈利・波特》相提并论。
《哈利・波特》的不同凡响的成功，除了商业运作手段的成功之外，在文学上显然也有其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巫术冲动是人的原始的精神冲动之一。这种冲动在儿童时期的某个阶段显得格外强烈，而随着长大成人，这种冲动慢慢被成年人的理性压抑下去。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童话和古老的神怪故事中，偶尔重温魔法梦想。而与传统的魔法童话不同，J.K.罗琳将传说中的魔法故事，放到现代生活环境当中来表现。罗琳笔下的“魔法学校”也是现实中的学校的缩影，它满足了现代儿童渴望摆脱现实生活束缚的心理需求。并且，把魔法改造为在总体上是善意的和相对安全的魔法，这样，也就更容易被生活在现代文化氛围中的儿童及其家长们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J.K.罗琳以她的文学魔法，激活了传说中的魔法故事，赋予古老魔法以现代活力，同时也为当下生活世界注入了魔法般的奇迹。
商业魔法
《哈利・波特》一书的销售奇迹，让人觉得它似乎确有魔法相助。《哈利・波特》每一集的出笼，都引发了全球性的抢购狂潮。事实上，人们对故事写得怎样也很少关心了，甚至究竟还是不是那个名叫J.K.罗琳的人在写它，也都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只看见一本又一本的《哈利・波特》的续集出笼，而且，它越来越厚。人们一本接一本地购买回家，并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与魔法师有瓜葛。当今世界几乎可以这样来划分人群：手里拿扫帚的是魔法师，手里拿《哈利・波特》的是麻瓜。而其首发方式就采用全球同步模式，让全世界的麻瓜们能够差不多同时享用同一桌魔法大餐。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哈利・波特》的首发模式跟好莱坞大片的同出一辙。唯一跟大片不同的是，《哈利・波特》是文字符号的文本，它不能像影片这种视觉符号那样，可以在第一时间里被消费。越来越厚的《哈利・波特》续集，无法在第一时间里阅读完毕的。书越厚，就越不容易看完；越不容易看完，就越让人不知深浅。人们只能买下它，拿回去，表明对这个超级文化符号的物质性的占有。
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奇迹。就像吃哈根达斯一样，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时尚，其最具诱惑力的部分在于提供了一种“国际化”文化生活的幻象。这也正是人们对其趋之若鹜地盲从的真正根源。正如哈根达斯一样，在第一时间里，同步和完整地保持原产地的口味和新鲜度。这意味着他（她）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有可能在无时空差异的状态下，消费“哈利・波特”这个全球化的文化符号，共享一种“国际标准”的文化大餐。在这个意义上看，《哈利・波特》更像是一种“致幻剂”。它营造一种能够享受到与全球同步文化消费的虚拟性的心理满足。
我相信，J.K.罗琳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咖啡馆一角，生产出“哈利・波特”的年轻母亲了，而是巨型的“哈利・波特”号商业机器上的一枚小小的螺丝钉。她（以及她的助手们）像强迫症似的在这个巨大的生产流水线上，不断地制作《哈利・波特》。或者说，罗琳已经不是“哈利・波特”的母亲。她生下的这个儿子，已经被后现代商业魔法所蛊惑，他的灵魂已经出卖给商业巫师。越来越厚的《哈利・波特》也跟越来越伪劣的哈根达斯一样。它已经从艺术的母体上脱落下来，被种植在巨大的文化工业机器上，并自行长成为一个硕大无朋的商业肿瘤。它将自行增生，以疯狂的自我复制的方式繁殖，越长越大，远远超出了艺术家和艺术消费者的意志支配。商业意志就是它的灵魂。
而公众同样也被全球化的商业魔法所蛊惑。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似的，不由自主地关注它、谈论它和购买它，暂时地享受全球化文化符号“致幻剂”带来的欣快感。每隔一两年，这种“哈利・波特强迫症”就要发作一次。这是比哈利・波特的魔法还要强大的法术。越来越大的序数字，带着越来越大的巨额利润，裹挟着这个文化符号，不断地增生、膨胀，年复一年，把人带向意志狂乱的深渊。谁也不知道这个令人恐怖的绦虫似的自行增生的文化怪物，究竟还要长到多大多长。
魔法在中国
《哈利・波特》诞生十年来，引发了一连串奇妙的效应，包括在中国。首先被波及的当然是儿童文学界。J.K.罗琳所创造的文学上和商业上的双重奇迹，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成为“中国的J.K.罗琳”――没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虽然出版界也经常放出风声，宣称某一作家的某部新作堪称“中国的《哈利・波特》”，但这样一种说法除了停留在广告语当中之外，几乎都得不到更为广泛的认可。除非真有魔法相助，这一梦想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旧只能是一个梦想。
在罗琳的中国模仿者的笔下，那些有着中国名字的魔法师们，骑上了欧洲的扫帚（有时则是阿拉伯的飞毯）。这些形迹可疑的魔法师，似乎并没有进过罗琳的“魔法学校”学习过，或者是那个学校里表现不佳的学生。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看上去却更像是少先队员们在给天空搞周末大扫除。没有灵性和想象力的飞翔，让人担心他们随时会从半空中掉下来，显出“麻瓜”的原形。
与此同时，长到青春期的写手们也开始模仿罗琳。近年来兴盛的玄幻故事、神魔故事、灵异故事等，成为所谓“青春文学”的重要流派。这一写作现象的出现，虽然并不能说只是归于《哈利・波特》的影响，但从写法和想象方式上看，常常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哈利・波特》的痕迹。《哈利・波特》的畅销，为奇幻类的文学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撇开J.K.罗琳的成就高低不论，她立足于自身经验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创造，以及对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执著追求，是其文学成功的重要保证。离开了这些，再强大的商业运作，也终将是无米之炊，终将成为文学泡沫。中国有中国的魔法和神话体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这些强大的传统在现代语境下得以复活。
对于这些青春写手来说，《哈利・波特》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条开阔顺畅的文学大道：既是他们通往现实世界的通道，又是他们逃离现实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哈利・波特》既是刺激他们文学想象的兴奋剂，又是他们掩饰其想象力贫乏的魔法斗篷。而在功名心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炮制出来的作品，不过是一些气氛怪异的文学尘埃，在时间的清风中转瞬即逝。
魔法是可爱的，奇迹是迷人的。但它们也是危险的。用魔法奇迹来博取功名利禄，往往只能自食其果。这就是魔法的双重属性。《OZ国历险记》里的蒙比婆婆心地不够善良，自私自利，功利心重，好魔女就不肯教给她魔法，她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依我看，蒙比婆婆的教训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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