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畅销不衰的小说背后，必然潜伏着社会阅读心理的某种动向。《哈利・波特》在中国的风行，暗示着中国文学幻想成分的严重匮乏。
哈利・传播史
跟全球累计3.25亿册的销量相比，“哈利・波特系列”中文版（尤其是内地中文版）的销售数字多少有些暧昧不清。不过，从前三部的总共35万册，到《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徒》中文版印数定为超过100万，可以大概看出这套书七年来“文火慢炖”的势头。
比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见闻。还是那年的暑假，我会见了一位旧日朋友。从早上见面，到晚饭后分手，整整一天，她女儿正眼都没有看任何人一下。无论是吃饭、乘车，还是走路、小憩，这位11岁的小姑娘一直牢牢地抓住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头一直埋在书页间，以至于她长什么模样，我全无印象。
让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哈利・波特和他的伙伴赫敏、罗恩，他的敌人伏地魔，他的老师邓布利多，使用了什么种类的魔法？让他们能够跨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长达十小时的飞行距离，风一样地刮过中国每一座都市，占据孩子们的心灵，洗劫父母们的钱袋？
当然，以下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哈利・波特为何让孩子们看书？
我记得在哈利・波特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时，一位评论家写道：“不管怎么说，哈利・波特让我们的孩子又开始看书了。”事实上，关注哈利・波特绝不只是小朋友们，都市的青年男女们同样捧着这个小巫师的传奇废寝忘食。
那一年，当前三册《哈利・波特》出现在一位朋友手上时，我惊讶地发现，多年不见的对小说的追捧又再现了：朋友们排着队借阅，看完第一册，又借不到第二册的，宁愿先看第三册；书的封皮在传递与多次翻阅中迅速变旧……这幅景象，只有金庸小说刚刚传进内地时可堪比拟。
说真的，金庸小说跟哈利・波特系列相似之处甚多，有学者早已指出：金庸小说的主要架构全是经典的“成长故事”。而《哈利・波特》的坩锅里同样投放了“在历险中成长”这样一剂畅销书百试不爽的灵药。
它的配制方案如下：一个（或一群）起点低下但资质不凡的主人公，一个正邪对立的世界，一次次阻挠主人公成长的危机，一次次机智英勇的化解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和财富。最后是登顶（如果不想写了）或升级（如果还有续集）。
来看看金庸与J.K.罗琳异曲同工的妙笔吧：哈利・波特从幼年的灭门惨祸中得到了荣誉和名声，可是他却是一个不会魔法的类麻瓜（让人想起可怜的郭靖与胡斐），他被好心的长辈送进了最好的魔法学校霍格沃茨（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被送入第一名门华山派），他在那儿学习一切高深的魔法，并不断触犯那里的规矩（杨过在全真教的日子），邪恶势力包围着他，一次又一次给他以致命的威胁。而这个过程中，“寻找父亲”一直是个时隐时现的音符――有一种对《西游记》的有趣解读：孙悟空、唐僧、如来佛祖分别对应子、母、父的角色。西天取经实际是“寻父”的历程，而唐僧的紧箍咒犹如母亲的管束与叮咛，是迫使顽皮的孩子回归社会规范的教鞭――父亲的缺失是一种宿命的注定，只有当儿子成为他心目中父亲那样的英雄，这个宿命才能得到解脱。所以孙悟空一定会成为斗战胜佛，郭靖也必然死保大宋。杨过也许是个例外，他没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不过他的精神之父是郭靖，杨过虽然没有死守襄阳，但是他击毙了蒙哥大汗，延缓了襄阳的灭亡，同样成为万人景仰的“侠之大者”。哈利・波特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巫师，是全球读者意料之中的快事，但他们仍然愿意让罗琳一部部地来印证这个预言。
不过，聪明如金庸与罗琳，决不肯落入大团圆的俗窠。熟悉乔峰与杨过故事如我，一早就猜到罗琳不会让光明成为全系列的唯一色调。杀死其中一个主角（即便不是波特本人），甚至最终正义也战胜不了伏地魔，正好让小说中心思想靠上“哲学主题”的桅杆，以自别于好莱坞善恶有报的肤浅。何况，罗琳还那么偏好英伦式的阴郁情调。
被中国低估的“哈利”
“开卷小说排行榜”拒绝将“哈利・波特系列”列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年我们排队传阅金庸，是因为来源稀少与消费力薄弱。2001年的成人借阅者（包括我在内）很难再用以上理由作为借口，他们宁愿等候也不肯自购的心态背后，是将这几本书看做了单纯的快餐读物，认为它们没有购买和保存的价值。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低估。而这种低估，被跟进的美国电影版发扬光大。当不知就里的读者目睹或所闻全球儿童对哈利・波特电影的狂热之后，他们更认为这套小说是纯粹的儿童读物，而完全丧失尝试阅读的兴趣。
不同的语言环境可能也是“哈利・波特系列”被低估的原因之一。我曾与一位在伦敦留学的朋友聊过这个话题。他读过“哈利・波特系列”的英文本，也和英国朋友讨论过这套小说的文笔。他说，罗琳的笔调是典型的英式风格，冷俏，幽默，沉重中透出一种轻松的叙述姿态，让人想起简・奥斯汀。语言问题我无力专门研究，只是稍微比较过内地与台湾两种中文译本。相形之下，台湾彭倩文的译本确实比马爱群等的译本更活泼，也更贴近年轻人生活一些。以人名为例，小霸王马尔福的姓“Draco”内地译为“德拉科”，台湾译为“?哥”，格兰芬多学院魁地奇队长Wood，内地译本中规中矩地译作“伍德”，台湾则译为“木透”，考虑到原文有一处是用Wood的原义“木头”开玩笑，后一种译法传达的东西更多些。
顺便提一下，有人奇怪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三部曲对《魔戒》中译本的销售帮助不大，就中原由，内地译本也不能辞其咎，集体翻译的弊病就不说了，译者们似乎是彻头彻尾按儿童小说的思路去对待翻译的。每一处的“精灵”都被译成了“小精灵”――想想奥兰多・布鲁姆是一个“小精灵”？
常听到国内有人说：“一部儿童小说，让一个下岗女工变成了世界第二富婆！”如果认真关注一下《哈利・波特》中包含的文本元素，会发现这一现象不只“下岗女工”、“儿童小说”那么简单。J.K.罗琳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首府可是著名的鬼都，从建筑风格到街道传说，无不浸染着阴森森的鬼气，城堡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鬼魂扮演者游荡，教堂里义卖摊上满是手工缝制的男女巫师，还有蜚声欧洲的夏日万灵狂欢……更不用说罗琳深受托尔金的影响，对远古的北欧神话一直情有独钟。
更重要的一点是，《哈利・波特》的写作地点，最初是牛津的一间酒吧。在我看来，《哈利・波特》最吸引人的情节，与其说是哈利与伏地魔的斗争，不如说是哈利及其同伴对学校制度的抗争，以及各学院之间的竞赛，还有每一次升上新年级的新鲜与有趣。这一切，都可以在牛津这座英国最古老的大学城中寻到对应的现象。时至今日，英国仍然是全世界学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牛津与剑桥的规矩之大，更是无与伦比，连草坪都分为公众草坪、学院成员专用草坪、院士专用草坪等等。而对规范的反抗，从来都是引人入胜的大好题材。香港学制沿袭英国，香港文化产品中多有对其揶揄嘲讽之作（如周星驰《逃学威龙》系列），再联系到韩寒《三重门》之类作品走红一时，全球的新世代，在抗议与消解学校管束这一议题上，似乎从西到东自然形成了一条“传感链”。
《哈利・波特》中国风行的背后
自然，中国绝大多数“哈迷”绝非出于对英伦风情的兴趣，才对哈利・波特的世界如此着迷。台湾出版人詹宏志曾指出：“畅销书的内容议题或作者的行为，一定要有某一部分符合社会大众的某种压抑或情绪出口，才可能有大规模的阅读现象发生。”一本畅销不衰的小说背后，必然潜伏着社会阅读心理的某种动向。
如前所说，既然畅销小说的结构秘诀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不会人人皆为金庸或罗琳呢？这样问，未免太小看畅销写作这门行当了。在畅销小说中，情节，唯有情节，永远是最重要的。人物必须附着于情节，就像工笔仕女必须画出眼中的一点灵光。所有的文章作法和写作教程都没法教你如何编造完美的情节。小学生都能模仿出似模似样的古龙笔法，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写不出楚留香、陆小凤那么好看的故事。关键在于想象力，好的情节需要无比丰富的想象力。
我认为，排除其他种种因素，《哈利・波特》在中国的风行，暗示着中国文学幻想成分的严重匮乏。
王德威曾多次撰文论述科幻、侦探一类的想象性文体在“五四”后已经如何被压抑。如果说上述文体尚属舶来，“五四”新文学最大的缺失，或许是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鬼神世界在文学想象中的消亡。自此，中国作家的想象只能在已知的经验世界里打滚，对于少年儿童，对于那些童心未泯的成人，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依据现实寄托幻想的阅读权利，而这，原本是他们的至爱。
虽然我们还有《西游记》，还有《封神演义》，还有《聊斋志异》与大量的明清笔记，但时代与语言的限制，使那些狐鬼妖神已与大众读者渐行渐远。
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作家纷纷掀起“奇幻”、“魔幻”等热潮，其来源有日本动漫、中华玄学和少量的西方文本，但是，大部分作品想象与笔力都离幻想文学的上品境界差之甚远。
即便中国独有的被称为“成年人童话”的武侠小说，虽然有人打出了“新武侠”的旗号，内容之苍白、常识之贫乏，尚不能望以现实为基础的新派武侠（即武侠文学的新文学化）大家金、古、梁、温之项背，更不用说以想象丰赡奇崛的还珠楼主了。
综之，《哈利・波特》红透全球十年，并非中国特有，说明它自身的魔力确乎已经超越国家、地域、人种的限制。只是放在中国大陆文学与出版的语境里，更让人觉出了触目惊心，毕竟我们没有丹・布朗、斯蒂芬・金，甚至没有张系国与黄易。“哈利・波特在中国”，更值得创作者与出版人反思与讨论，或许像汤普森教授说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想通《哈利・波特》如此畅销的原因，也许我们就能掌握出版本身的秘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