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新著《病榻杂记》中，辞去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他的谦逊、平实精神再次受到广泛的敬仰。说到“国学大师”一事，他写道：“约摸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季先生所说的那次国学讲座，其实我没有在场，但知道这次讲座的盛况。这次讲座的确也是促使我采写《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的一个原因，而我采写这篇报道的起因是北大《国学研究》第一卷的出版。
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在北大临湖轩开出版座谈会。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去采访。座谈会上，季先生及张岱年、邓广铭先生等一批蜚声国内外的学者发表了很多深刻的见解。记得季先生在发言中说：“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他认为会有人反对的。他的发言质朴，见识深远，给我深刻的印象。之后，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采访、写作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全文八千多字，夹叙夹议地详细报道了新时期北大传统文化研究的状况和成果。此文加编者按于1993年8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不少读者赞扬《人民日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报道。北大的反响更大。季先生读了之后兴奋地说：“真是《人民日报》为人民!”他当即向学校建议,趁此良机抓紧成立北京大学国学院,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研究。
正是在此文中，我首次把曾在北大任过教、兼过职的一批著名学者列为“国学大师”，提到名字的就有29位，其中有季羡林，以及当时还健在的邓广铭、张岱年、周祖谟。我的理由是：这些学者都学贯中西、古今兼通，对中国文化各有创造。这就是季先生头上“国学大师”这顶“桂冠”的来历。在此之前，媒体未见有“国学大师”之称。历史上“大师”曾用来尊称汉朝的经学家如董仲舒、郑玄等，也用以尊称艺术家和高僧，如“戏剧大师”卓别林、梅兰芳等。这样的大师也是很少的。旧清华大学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也未被称为“国学大师”，而是被称为“四大导师”。我至今认为，我把上述学者尊为“大师”的理由是合理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我当时没有想到，把季先生尊为“大师”，竟让他感到如此的不悦！我更没有料到，“大师”这个称谓竟从此广泛地用开了，并很快被滥用而“贬值”了。而“国学”这个词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却因媒体对北大国学研究的宣传又重新流行起来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座谈会，商讨成立北大国学院事宜。出席的有文科几个系的负责人和季羡林、邓广铭、任继愈、张岱年等十多位教授。我也被邀参加。季先生还是穿着他那身大家熟悉的蓝色旧中山装，总是坐得身板挺直的。会上就成立国学院的经费、人员等事项展开讨论。季先生表示，只要国学院批准成立，经费不是大问题，如学校不能解决，国学院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人员大部分可由各系的人兼职。可以感到，他平淡的话语中，对建立国学院的心情是迫切的。可是座谈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成立北大国学院的事也就一拖就是十来年。座谈之后大家到北大勺园用餐。季先生跟邓广铭、任继愈两先生都是山东人，他们坐在一桌。我也被安排在他们那桌。他们三位对招待贵客的佳肴都不感兴趣，商量说：“还是吃咱们山东人常吃的吧！”于是他们向餐厅要烙饼卷大葱吃。餐厅只得给三位大师烙了大饼、剥了大葱、端来黄酱。
不出季先生所料，果然有人出来反对“国学”研究，扣了很大的帽子。有一家小报也针对我的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北大今天的传统文化研究与当年胡适的“整理国故”一样，是“开历史的倒车”。还说北大宣传国学是为了“拉赞助”等等。这当然引起北大很多教授的愤慨，连一向处世平和的季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国学究竟于他何害？”他慨然问道。北大有关人士跟我联系，探询要不要有所反应。我请示编辑部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说，不要因为小报上阿狗阿猫说了什么就去反驳人家。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倒是可以请北大再写篇文章向读者做些解释，最好请季先生写。我给季先生打电话，请他写这篇文章。题目、内容、写多长都由他自己决定。季先生不喜与人争辩，因这次只是讲他自己的看法，他同意写了。
到了1994年1月中旬，我收到了季先生的文章，题为《国学漫谈》，两千来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国学的重大作用，指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他还是一贯的风格，写得如同跟人聊天一般，平和、亲切，没有大话、空话，但又很深刻，包含智慧。全文除了两处我有疑虑之外，其余一字不需改动。一处是季先生引用韩愈的一句话中，有个字很生僻，词典里查不到。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列宁曾引用过的一句欧洲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样前进！”用以说明国学、传统文化研究必然要继续发展的，就像沙漠中的驼队，不畏艰难，坚定地负重前进。意境是很美的。季先生熟悉欧洲谚语。这个谚语意在形容驼队，而不在狗。狗在欧洲人心中也不是坏东西，而是人类忠实的伙伴。但我还是认为不妥，读者会把注意放在狗身上的。我给季先生打电话，一是请教他所引韩愈文中的那个字，二是跟他商量是否删去那句欧洲谚语。季先生给我讲了韩愈的那个字。至于那个谚语，季先生表示，如会引起争议就删去。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季先生一封信，又告诉我韩愈的那个字是什么字。看来他是又查了《韩昌黎集》的。
季先生这篇《国学漫谈》于1994年2月16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显著地位发表。季先生声望既高，又很少在报上发表文章，更因见识高深，所以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响应。季先生对国学研究的发展和国学教育的开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此文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公众对他是“国学大师”的认同。这大概是季先生所没有料到的。
后来，在一些学术活动中我还几次遇到过季先生，但都没有多谈。他还是那身蓝色旧中山装，还是身板坐得挺直。再往后，我就只在电视上偶尔看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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