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左）与涉嫌抄袭的《中国人的
精神》（中）、《中国人的精神（贰）》（右）
近日，笔者在书店看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中国人的精神（贰）》一书，先是甚感迷惑，因为从来不曾得知辜鸿铭还有过又一部以《中国人的精神》为名的著作。开卷方知，这部所谓《中国人的精神（贰）》，其实不过是将辜氏《尊王篇》和《清流传》两部译著进行的“再包装”而已。如此这般忽悠读者的拙劣手法，已让人感到相当不快。待阅其编排和内容，见其粗制滥造，且对筚路蓝缕的先驱译者竟采取“故作不知，掩耳盗铃”的无赖损招，更是平添恶感。于是将书买下，连同去年所购由同一出版社所出的《中国人的精神》中英文对照本，一并加以审核。
笔者之所以购买此两书，因为家中藏有1996年黄兴涛和宋小庆翻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首译本和2001年的重印本，另存有黄兴涛主持翻译的厚重的两卷本《辜鸿铭文集》（均为海南出版社出版）。两相对读之下，不禁感慨四端：既为抄袭者“耻”，复为原译者“愤”，更为出版社“怜”和出版业“叹”。关于《中国人的精神》
先来看看署名“陈高华译”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该书出版于2005年10月。但凡是较难一点的诗歌翻译，尤其是拉丁、法文和德文的诗歌，都一律照抄黄兴涛的译本，且一字不漏。其他的地方也可看出是在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基础上直接进行“来料加工”，其在文字上略施花招，不仅多属无谓，反而破坏了原译的严整和流畅。尤其可叹的是，这位“译者”毫无中国近代历史常识，为了在一些人名翻译上造成不同于黄译的假象，直如吃错药一般，故意把一些通行的固定译名改得面目全非。例如，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生硬地改译为“科特勒”，著名法国汉学家儒莲被改为“于连”，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大臣毛奇莫名其妙地被改译为“威尔海姆”和“莫尔特克”，甚至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都改译成“陈尤金”，清末的“外务部尚书”则被改为“外务部长”，“海关总税务司”被改为“海关检查长”，等等，不一而足（可参见该书第8、13、17、24、204页）。而且这种改动前后还并不统一，甚至一篇之中也是混乱不堪，如附录“群盲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中反复出现的热爱中国文化的剑桥大学教授迪金逊（Lowes Dickinson），这位新“译者”译作“狄金森”原也未尝不可，但这篇附录中却忽而“狄金森”，忽而又“迪克逊”，完全是随意乱用（参见226、232、233、239等页）。前文提及的法国汉学家儒莲在正文中被改为“于连”，而后面所附的注释却仍然是“儒莲”；英国历史名家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被故意改为“佛禄德”，而后面的注释部分竟然又回到“弗劳德”！凡此种种，实在不能不让读者怀疑，此译编很可能不是一人所为，而是多人胡乱东抄西凑而成的“伪劣品”。
说到译著后面的注释，就更不能不为原译者生“愤”了。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包含了很多精心的注释，尤其是那些考证性的注释，如理雅各弄错了《皇清经解》完成的时间，翟理斯《古今姓氏族谱》一书的内容介绍，以及那些古文词句的对译之类，都是真正的专家功夫。没想到这些在专业圈子里都难能可贵的注释，如今竟被人要么全盘照抄，要么随意胡乱删减，不仅从不注明来源，且抄错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响辜鸿铭很深的马修・阿诺德，黄兴涛等原译者曾在注释中介绍说“他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十分厌恶”，新“译者”所做的注释却是“[他]批评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厌恶”（该书254页），令人啼笑皆非。另有的地方，在黄氏原译本中属于未能校出的古文排印错误，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厚”字被误写成了“属”字，这位“陈高华”竟然也亦步亦趋，错得毫无差别（该书第111页）。这如果不是盲目抄袭，谁能有更好的解释？关于《中国人的精神（贰）》
其实，事情倘若仅限于此，笔者可能还懒得搭理。但这时又见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贰）》，发现其抄袭之行径更为放肆，实在已无法容忍而不发一言。笔者相信，任何一个喜爱辜鸿铭和珍惜干净学术环境的读书人，对此种行径若再姑息迁就，不起而揭露，则自己的良心都不免觉得难安。
《中国人的精神（贰）》标明出版时间为2006年10月，署名为“杜川译”。此“杜川”连前此那般作“穿插改字”般掩人耳目之举的耐心也全部失却，许多部分干脆就整章整节、完完全全照抄黄兴涛等人所译《辜鸿铭文集》（上）。据粗略估计，《中国人的精神（贰）》全书22万字，大约90%甚至以上，都直接抄自《辜鸿铭文集》中的《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即《清流传》）两部分。
以《清流传》为例，其“卷首引语”、“再版记言”、“导论”、第三章“满州贵族重新掌权”的第三段以后文字，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尾声”，以及附录“已故皇太后”和“中国皇太后”等，都是全盘照搬黄译，很多地方甚至一字未改，如《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等部分。《已故皇太后》一文仅改了四个字（一是在标题“已故皇太后”前加了“关于”两字，一是在开头的称呼“先生”前加上了“编辑”两字）。“尾声”部分仅改两字（也就是将“末了”二字改为“最后”），第四章也仅有个别文字的改动（如把“文人学士”改为“儒生”等）。《尊王篇》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如“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的“之三”到“之五”及“跋”，附录“文明与无政府状态”和“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辜鸿铭的信”等，均属全盘、完整地抄袭黄译。
该两书中其他篇章节目中，或大或小、间隔抄袭的段落也举不胜举。即使有些改动的部分，也大多是在黄译的基础上，采取以下三类变相抄袭伎俩而成。其一是改“马铃薯”为“土豆”、“大英帝国”为“不列颠帝国”、“东西”为“玩意儿”之属；其二是隔几行故意添几字之属（如句前加“依我看”，或“某地正在出售人肉”被无端改为“某地一些城市的菜市场上正在出售人肉”（见《中国人的精神（贰）》，第103页），或“端王的儿子”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加上“爱新觉罗・溥傀”）；第三是前后故意颠倒顺序之属。特别是最后一类，对译文的语气和顺畅性影响最坏。
此两书最后的注释部分约2万余字，除两个小注外，也都抄自黄译，且大都一字不改。此外，其中有关“比肯斯菲尔德”的注释还彼此重复矛盾。而黄氏译本中原有的一些重要注释，如《清流传》第二章最后一个反映辜鸿铭宪政思想的千字长注，竟被新“译者”全部删掉。
黄兴涛等人所译的《尊王篇》和《清流传》中，一共有长短不一的三十首诗。这些诗翻译起来十分不易，而黄译总的说来译得相当漂亮。对这些译诗，“杜川”在《中国人的精神（贰）》中也一首不落、一字未易地加以了“吸收”。实际上，笔者最初怀疑“杜川”抄袭，就是《尊王篇》篇头那首长长的，占两页篇幅的《怀念赫尔曼・布德勒（已故德国驻广州领事）》一诗引起的（可将该书第1-3页此诗与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3-6页此诗相对照）。正是这首既优美又富有哲理、令人沉思的诗歌，以及《清流传》中那些幽默而谐趣的译诗，才使我在似曾相识之余，顿时想起了《辜鸿铭文集》。
在对勘译本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中国人的精神（贰）》的“译者”甚至可能连辜氏的英文原作也从未见过，而只是将《辜鸿铭文集》中的有关内容扫描以后，加以简单处理而成。这从黄兴涛等人译本中的几首诗歌被新“译本”混为一般文字，甚至黄译对《尊王篇》和《清流传》等的介绍部分也被新“译本”混为正文等表现中，可以推见一斑。
当然，黄译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仅就校对而言，其笔误和舛错之处也是有的。如《尊王篇》的“近期札记之五”中辜氏将“义和团”民比作法国的“无套裤汉”，在《辜鸿铭文集》中就被粗心地误作“长套裤汉”；《清流传》第三章认为英国人不应当讲中国人“如魔鬼般无情之类混话”，其中“混话”二字也被误写成了“混活”，等等。奇怪的是，这类极为明显的简单错误，休说只要稍微看看英文原文，哪怕只要略微耐心地对读黄译上下文，本来都完全可以加以矫正，而“杜川”先生竟然也毫不觉察，一并继承下来（见《中国人的精神（贰）》，第114、199页）。由此可见，说《中国人的精神（贰）》抄袭《辜鸿铭文集》可能还未必十分到位，对其中许多部分，更为恰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复制”或“扫描”后的“粗劣加工”。
在对读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贰）》时，笔者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凡“陈高华”改过的黄译人名，“杜川”却都又一律还原为黄氏译法，虽前后矛盾如此，而责任编辑却为同一人。
笔者曾经善意地想象，这两本所谓新译的出现，可能纯属非法书商的盗窃行为，与陕西师大出版社无关。但当我通过朋友直接咨询该社领导的时候，他们却明确地说，这两书不仅是他们出版社所出，而且是“重头”成果，并且让我拿出抄袭的证据来――这曾让我先是气恼，后是悲哀了好一阵。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证据――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强烈抗议。我想我应当建议被公然抄袭的译者，对此种恶行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同时，我也真切感到，译著版权究竟如何才能切实地进行保护的问题，确实也已到了不能不引起国内出版界和法律界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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