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据说是上个世纪的舶来品，但也有人说是古已有之。不过这种追根溯源，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记得我未入文场之前，对于笔名，最关心的只有两点，一是某笔名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一张真实的面孔，二是此公为什
平心而论，这种窥探也是人情之常。那些使用笔名的作者，也未必就不愿意被人探本究源地发现出本来面目。姜德明先生就说到，笔名的使用者“不想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但，于心不甘，又用名字的谐音来代替，说到底还是曲折迂回地想让人知道自己”。当然这是从常理揣想。至于非常时期，要追查出某篇文章的真实作者以治罪，要根究出某个笔名背后的隐义以上纲，那就不在此例了。像罗飞先生被捕入狱，交待“罪行”之外，还得交代笔名，因为“把自己隐蔽在‘笔名’后面，这是为什么？估摸在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不过，就是正常年景，谈论笔名故事也不无风险。据说某位老诗人的笔名，被妄测出自于一段风流韵事，结果弄到拍案而起，险些对簿公堂，终于大家无趣。
现在，岳麓书社出版了一本《我的笔名》，收入了百余位当代作家、学者、艺术家关于笔名的自供状，何名属于何人，何人属何身份，该笔名源出何典，用于何处，终于何时，一一交待得清清楚楚，作者从90高龄的老人，到二三十岁的青年，故而可谓20世纪中国文化圈里的一部笔名新典。因为源出自述，读者尽可以放心引为谈资，决无失口之虞。
不过，一篇篇地读下去，却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就是这半个多世纪中，笔名的使用，好像多半并非为了有趣，而实在是出于无奈。如杨苡先生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之余，想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耘一番，过一下写作之瘾，那当然得有个笔名，以免周围嘁嘁喳喳，打小报告，被扣上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如蓝英年先生所说，1958年投稿，担心“同事们知道了一定汇报，领导知道了一定批判”，所以用了笔名；如钟叔河先生所说，到了80年代，还有好心的同志给他打招呼：“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用为好。”诚如陈四益先生所说：“为什么不露真名？各有难言之隐。”
笔名中更反映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李君维先生在1952年曾以唐优为笔名，他解释道：“唐优就是唐代的优伶。笔名好像是优伶的面具，优伶戴上各色各样的面具，在舞台上扮演各色各样的角色，表演悲欢离合、沉浮起伏的故事，却把自己隐藏在面具背后。优伶的一架一式、一声一腔自有其独特之处，细心的戏迷终究能识别面具背后的演员是谁。隐藏自己往往是一种自欺欺人。”作家而自比于优伶，明知是自欺欺人而不得不为，当时李先生的心境由此可以揣知。诚如姜德明先生所说：“笔名事小，却逃不脱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论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了，多多少少地也折射出个人的一点心思，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如此说来，这本《我的笔名》也就可以当作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小史来读了。
《我的笔名》，董宁文编，岳麓书社2007年1月第一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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