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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南开学者的小说史

2007-07-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勇强 我有话说

这不但是目前众多小说史著中单部著作规模最大的一部,也是一部近一个世纪以来古代小说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一部具有鲜明当代意识与前沿水平的著作。

在《总序》中,作者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强调了中国小说史的五个基本特点;而在《先唐卷》第一编第一章,作者又指出了小说文体划分的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

原则和体制原则。作者认为,“明确古小说的文体特征并科学地界定小说,是小说史理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到对小说起源、文体形成及发展、分类、分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清晰的界定,《中国小说通史》对各体小说及其发展动态过程的分析才更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进而带来小说史书写格局的改观。

《中国小说通史》的作者们之所以能有这种自觉,与南开大学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长期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中国小说通史》最大程度地吸收了南开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如《先唐卷》、《唐宋卷》就大量采纳了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等论著的成果。即使是单部作品,南开学者也往往有专门的研究,如对《西游记》,陈洪就著有《论〈西游记〉与全真之缘》、《〈西游记〉有关的佛教文字与版本繁简问题》、《〈西游记〉成书过程的假说》、《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从须菩提看〈西游记〉的创作思路》等多篇专论,其观点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小说通史》所吸纳。

尤其可贵的是,南开大学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重镇,不只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还形成了自己代代相传、续有发展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优势。粗略地说,这种传统与优势在于:一、文献考证与理论探索兼通;二、宏观把握与文本阐释兼通;三、文言小说研究与白话小说研究兼通。

从文献考证与理论探索兼通来看,南开学者在文献考证方面有着如鲁迅当年写小说史一样独立的准备,其成果累累,有目共睹。如朱一玄所编七册《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是研究古代小说必备的资料书;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宋代传奇集》以及新近出版的《新辑搜神记・搜神后记》等,在文言小说的考证方面,均为学界公认的高质量论著。此外,在整理校注古代小说方面,陈洪的《何氏语林》,孟昭连的《杜骗新书》和《三国演义》、陶慕宁的《金瓶梅词话校注》等,也都代表了南开学者对小说基本文献准备工作的实绩。这种谨严务实的精神,正是《中国小说通史》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然而,南开的学者又不固步自封,而是勤于思考,努力尝试着古代小说研究的理论新探索,这当中既包括古代小说理论的总结以及对古代小说的理论阐释,也包括现代小说理论运用,其代表性成果如陈洪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微》、《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论》,鲁德才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宁宗一主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孟昭琏、宁宗一的《中国小说艺术史》等。这些力作,构成了《中国小说通史》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保证。

再说宏观把握与文本阐释兼通。南开学者在对古代小说展开多方面研究时,总是努力从宏观角度揭示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特点与大趋势,例如鲁德才的《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以及陈洪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象征传统》、《明清之际白话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系列论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种宏通的视野在《中国小说通史》中得到了更为突出地展示,如《先唐卷》第一编第二章对“故事→史书→小说”这一小说发生学模式的探讨;《唐宋元卷》第五编第一章对唐小说十大主题的论述;《清代卷》第十四编第三章有关文人化对小说艺术影响的分析等,都有独到之处。与此同时,南开的学者们对小说文本的阐释也有许多创获,宁宗一的《说不尽的〈金瓶梅〉》对《金瓶梅》的解读就颇多会心之见,他对《儒林外史》“喜剧性和悲剧性的融合”的论述,也富有启发性,这些见解很自然地影响了《中国小说通史》相关文本的分析。如前所述,南开学者们充分意识到了小说史的文学品格,因此,在文本阐释中,特别注重艺术分析。而艺术分析以深湛的理论思考和宽广的视角为依托,又超越了一般的鉴赏,往往能揭示其文本内在的小说史意义。如第二编第二章对《赵飞燕外传》周密的分析,就证成了它作为“传奇之首”的地位;有关《续齐谐记》“已然发唐传奇之先声”的重要判断,也与书中对相关作品的精细解读联系在一起。

至于文言小说研究与白话小说研究兼通,也是《中国小说通史》的学术追求。在本书的《总序》中,作者曾指出,中国小说史的全景观书写有一个特殊的二元论关系,就是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关系,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开创的文白并重的传统,在以后的许多小说史论著中并未得到强调,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白轻文的现象。从上述成果的胪举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开学者们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近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多位青年学者,也分别在文言小说研究和白话小说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崔际银的《诗与唐人小说》、陈国军的《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占骁勇的《清代志怪传奇集研究》等,都是文言小说研究中填补空白之作。这些学术新锐作为《中国小说通史》编撰中的生力军,为这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增添了一种新鲜的活力。

可以说,《中国小说通史》是南开几代学者古代小说研究的水到渠成之作。不过,此书的作者们并没有拘守于一家之见,而是在认真辨析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研究的成果。如有关《水浒传》成书的时间问题,是目前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书在注释中,即对诸家说法,一一撮要简介,持论公允,引证得当,足资参考。而如此旁征博引,不但体现了作者尊重前贤时哲研究的科学态度,更极大地丰富了全书的学术信息,也极大地强化了《中国小说通史》的兼通色彩。

当然,《中国小说通史》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全书出于众手,各卷及章节间还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在历叙各朝各体小说之后,似应作一全面的总结,现在于弹词小说处戛然而止,对于这样一部头绪繁琐的大书来说,略有头重脚轻之憾。但总体来说,此书无论在学术理路上,还是在史实考述上,或是在作品阐释上,都不失为一部较有水准的小说史著作。

《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唐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李剑国、陈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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